法國中產階層在二戰后三十年迅速發展壯大，成為法國社會的中堅力量，當時中產階層普遍對未來生活感到樂觀且有保障感，堪稱是法國中產階層發展的黃金時代。

　　但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失業問題日趨嚴重，法國中產階層開始普遍出現一種焦慮心態，特別是在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持續高于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的情況下，許多理論上處于中產階層位置的人無力購買其同樣屬于中產階層父母居住地同等環境的房產，而不得不置業于房價更便宜的區域，因此產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法國生活條件研究中心社會學家雷吉·比戈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由于在過去三四十年內法國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落后于住房、水電、燃油等物價上漲速度，導致目前法國中產階層每月身負的“強制性開支”比重提高，進而使得他們可自由支配資金比重下降，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比戈所指的“強制性開支”包括每月償還貸款、各種稅收、保險、房租、水電、煤氣等無法縮減的開支。比戈調查結果顯示，1979年“強制性開支”平均占法國下層中產階層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時這一比例上升至38%。對上層中產階層而言，“強制性開支”比例也在這段時間內從20%上升到32%。

　　此外，比戈舉例說，2008年，法國居民稅后可支配月收入中間值為1467歐元。對于收入接近該中間值的人群，每月支付完“強制性開支”，再支付過食品、交通、醫療、教育等開支，每月大約只能剩下300歐元用于娛樂、服裝等消費。在這部分人群里，48%的人當年沒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沒有去過電影院，34%的人沒有汽車。

　　而在拉美地區中產階層正在迅速崛起的國家，高通脹、高債務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使得拉美的中產階層的境遇每況愈下。圣保羅坎皮納斯州立大學的經濟學家馬西奧·波奇曼估計，在1980年以后，巴西有700萬人退出了中產階層行列（其中有300萬人進入了上層階層）。

　　脆弱的“夾心層”

　　中產者曾被賦予一個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擁有光明無比的未來，被譽為穩定社會的超級力量，但當社會學家把這項光輝無比的任務壓在他的肩上時，卻悲哀地發現他們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脆弱的夾心層。

　　在金融風暴爆發后，那些享受千萬年薪下臺的華爾街高管不斷引起轟動，但更普遍的事實是成百上千萬的中產階層集體失業。人們常常嘆息于所看到的關于富人身家大幅縮水的報道，但富人有著更豐厚、更多元化的資產，有更大能力來吸收沖擊。至于窮人，他們通常遠離金融市場、與房產無緣，收入并無實質上的變化，政府也不愿意遺忘了他們而背負指責。所以，真正可能被沖擊到的，就是中間的夾心層。

　　在老牌的發達國家，這個夾心層通常都占據國家人口結構的一半以上。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超過90%。這些國家的中產階層對國家的經濟貢獻最大，但同時又是極為脆弱的一群，他們往往有少量“資產”，例如一兩套房產或市值縮水的股票等，不大可能靠這些東西在短期里重新“生產”出新財富。一旦因經濟形勢不佳而失業或者因一場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喪失元氣，容易很快向下沉淪，跌入工薪和貧民階層。

　　以韓國為例，中產階層作為韓國社會的主要部分，經歷了一個從高速發展到逐漸減少的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韓國中產階層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達到頂點。根據韓國政府的統計，1995年中產階層比重曾高達73%。但其后開始下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呈銳減之勢，僅1998年一年就減少超過1個百分點，其后每年減少0.55個百分點，至今已累計減少10個左右百分點。受2008年發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這一遞減趨勢還可能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