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4年就開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

　　這個醞釀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眾太多的期望，但據專家介紹，這可能并非一個解決當前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體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個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財政、稅收、社保等等，那么，它與個稅改革、養老金改革、國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這個問題非常復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經濟學家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未來的總體方案，應該是進一步將近幾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規范化，明確改革的目標、路徑和采取的措施。“我們可以把這個方案視同為十八大報告里有關收入分配改革原則的具體化”。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眾稱之為“倍增計劃”。

　　“關于收入分配，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勝阻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縮短差距。”

　　“這是自十六大以來中共在黨代會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的量化目標。”辜勝阻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雖然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

　　“這是一個約束性的指標，”鄭功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個確切的事，因為2010年的收入是確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鄭功成認為，十八大報告中的“倍增計劃”和“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同時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徑。“倍增計劃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吻合的，它與兩個同步、兩個提高一樣，都是漸進的、長期的。‘兩個同步’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然后‘倍增計劃’是2020年的約束性指標，而‘兩個提高’則是長期的”。

　　十八大期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發包括地方官員在內的眾多代表熱議。

　　此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多項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所以，“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已經行進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經實施，并不是要等到國務院的總體方案出臺后再進行，這是一個認識誤區。”鄭功成說，“但自十八大報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明確了，路徑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層面的改革應該優先進行？

　　辜勝阻:啟動最易達成共識的改革——擴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兒？

　　辜勝阻: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的財富分配結構。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從改革難易程度來講，這也是最容易達成共識的。

　　從全球視角來看，“橄欖型”社會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中間階層的壯大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由這種差距引致的對立情緒和社會矛盾。

　　因此，要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積極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現代服務業，通過經濟服務化培育大量“白領”階層。要出臺更多的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成長，鼓勵創業創新，讓更多的就業者變成創業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過職業技術分層認定制度改革，改變部分勞動者“有技術無地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