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勝利后，先生隨營造學社來到北平。學社并入清華大學，創(chuàng)建建筑系和中國古建筑研究所，先生擔任助理，忙里偷閑，旁聽別系課程，直至１９５０年調到文化部文物局。可以說，清華大學四年，為他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而一到文物局，先生就再也沒有離開，一竿子扎到現(xiàn)在，屈指算算，眨眼竟五十四年，已然大半生歲月了！作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他整天忙于政務，審查古建修繕方案，擬寫公文，參與制定國家政策法規(guī)，如國務院第一個關于文物保護的條例，就由先生執(zhí)筆起草。盡管如此，他始終沒有放棄古建筑的研究，隨時注重收集整理資料，因為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礎。他不會忘記我國第一任文物局長鄭振鐸先生所言：你是搞專業(yè)的。我本來是搞文學的，國家要我當文物局長，也不能不干。同時，我還要做我的研究，搞我的創(chuàng)作。你也一樣，做行政而不能丟掉專業(yè)。鄭先生一代文學大家，可惜于一九五八年赴阿聯(lián)、阿富汗訪問，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可那番語重心長發(fā)自肺腑之言，羅先生至今記憶猶新。

　　我問先生：這多年主要作了什么。先生微微一笑：也沒做什么，就幾件事。很輕描淡寫。

　　一是長城。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我們可以向外國友人開放故宮、頤和園，長城卻因年久失修而無法開放。長城畢竟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郭沫若等人提議應修復一段長城，引起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視，最終選定了八達嶺，于１９５３年動工，總負責人就是羅先生。受命如此重任，先生那年其實不過二十九歲。先生故鄉(xiāng)沒有長城，但那抗戰(zhàn)歲月，多少次高唱“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xiāng)”、“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今天，先生不但可以登上夢中的長城，而且要親自主持修復長城，他心情的激動可想而知！那時，他是騎著毛驢去八達嶺的，而梁思成先生殷切地叮囑他：一是古建筑要整舊如舊，二是休息座位布置要講究藝術性，三是長城上不能種高大喬木，以免影響觀瞻。這些教誨，足足影響他幾十年，甚至成為他保護和利用古建筑中把握的準則。而師生之情愈益深厚，尤其“文革”浩劫中，先生“黑線人物”等諸多帽子壓身，從遙遠的湖北下放勞動改造回京，即刻去醫(yī)院探望病重的恩師，使恩師大為感動。這是后話。

　　從此，羅先生與長城結下不解之緣，以至外國元首游覽長城，還親自導游。為讓更多人了解長城，根據(jù)多年的積累研究，全面科學地編寫了《長城》、《長城史話》等一本本關于長城的書，這些書多次增訂，一版再版。他“累登九鎮(zhèn)三關險，踏遍長城萬里遙”，甚至百登八達嶺，十越嘉峪關，數(shù)十次登臨山海關，足跡幾乎遍布中國境內的長城。就連我家鄉(xiāng)京東平谷的將軍關長城，先生也不止一次踏察，就在先生聚精會神照相時，我悄悄拍下了照相的先生。去年夏天，為考察西域長城，實現(xiàn)多年夙愿，先生西出玉門關，沿絲綢之路，尋訪漢長城、樓蘭古國，穿越羅布泊那片“死亡之海”。先生八旬健步走樓蘭，一時傳為佳話。說哪里有長城遺跡，哪里就有先生身影，絕不為過，畢竟先生為保護長城研究長城弘揚長城文化傾注了大半生心血！雖然如此，先生仍然謙遜地說：我沒有研究透長城。是的，先生越研究越感到長城的偉大，幾乎把自己的生命都融入了長城之中！

　　二是歷史文化名城。

　　我國對不可移動文物，根據(jù)其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分為不同級別保護。先生總結國內外經驗教訓，提出保護單位要有保護范圍，有標志說明，有記錄檔案，有保管機構或專人管理，簡稱“四有”。雖然后來有所發(fā)展，但這“四有”作為文物保護的重要內容，全國文物管理的一種規(guī)范，是先生最早提出，無疑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文革”后，由于大規(guī)模基本建設，拆遷改造，使得如果僅僅對文保單位進行孤立的保護，尤其是歷史悠久的古城，已遠遠不夠了。如蘇州改造古城，根本無法徹底解決城市的發(fā)展，只得又去開辟新城區(qū)，而具有二千余年歷史的古城卻已面目全非，無可挽回。即使古建可以再造重建，也成了復制品，其歷史價值就損失了。想法國巴黎、意大利羅馬都是保護古建筑，另建新城。先生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認為我們的城市發(fā)展，應有長遠眼光，而不能急功近利。且一座古城，要科學地制定規(guī)劃，堅決地執(zhí)行規(guī)劃，不能讓規(guī)劃變成掛在墻上的一幅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