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詩人凡·登·汪德爾寫了許多《圣經(jīng)》題材的戲劇，悲劇《撒旦》(一六五四)用寓意形式表現(xiàn)了尼德蘭人和西班牙君權(quán)的斗爭。

　　英國詩人彌爾頓在解決英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問題時，獨特地解釋了亞當和夏娃的神話以及墮落的天使——向上帝暴政造反的撒旦(《失樂園》，一六六七)和人類命運、基督受難和悲痛的沉思(《復(fù)樂園》，一六七一)。

　　德國詩人克洛普施托克在長篇史詩《救世主》(一七五一——七三)中，嘗試描繪《圣經(jīng)》立法者摩西，賦予了他巨人式英雄的特征，但作品具有抽象的規(guī)戒性質(zhì)。

　　在歌德的杰作《浮士德》(第一部〔一八○六〕，第二部〔一八三一〕)的天上序幕中，天帝(即上帝)出現(xiàn)，他讓懷疑和否定的化身靡非斯特非勒司竭力控制浮士德的靈魂。歌德借用《圣經(jīng)》的箴言來歌頌的不是神的無所不在的權(quán)威，而是人的充滿悲劇意味的偉大。

　　文藝復(fù)興時期的偉大的人文主義作家和啟蒙時期的進步作家們，則利用《圣經(jīng)》的形象作為諷刺宗教、教會以及統(tǒng)治階級政策的材料。

　　拉伯雷的《巨人傳》(第一部至第四部出版于一五三二年至一五四八年，第五部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嘲笑了宗教傳說，抨擊了執(zhí)行宗教裁判所酷刑的耶穌會教士，抨擊了教皇和教會的封建教階制度。

　　伏爾泰寫的文章猛烈抨擊教會的宗教迫害，在《老實人》(一七五九)和《天真漢》(一七六七)里諷刺了教士、教會官僚機構(gòu)，因而他的作品里也有不少關(guān)于《圣經(jīng)》的內(nèi)容，不了解《圣經(jīng)》，是不易深刻領(lǐng)會這些杰出無神論者的思想的。所以，梵蒂岡《禁書目錄》里列有許多優(yōu)秀作家以《圣經(jīng)》為題材的作品，就不足為奇了。

　　在海涅的抒情詩中，宗教題材常常被用來嘲笑、諷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理想。

　　拜倫在《該隱》(一八二一)和《天與地》(一八二二)兩出神秘劇中描寫了虔誠的亞當派和造反的、愛好自由的“該隱派”的對抗，這些故事是從《圣經(jīng)》蛻化而來的。他還在《約夫瑟的女兒》、《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在巴比倫泉水邊》等以《圣經(jīng)》為題材的詩中把對人類心靈的偉大的確信和對生活的美的熱愛結(jié)合為一。

　　近代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的長篇小說《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共四部：《雅闊布的故事》、《年青的約瑟夫》、《約瑟夫在埃及》和《贍養(yǎng)者約瑟夫》，寫于一九三三——一九四三)，取材于《舊約》中關(guān)于約瑟夫的傳說。這是關(guān)于猶太人的故事，作者鑒于德國法西斯主義對猶太人采取了仇視和種族滅絕的政策，為了抨擊反動暴行，利用《圣經(jīng)》題材寫了這本書。作者說：“正因為這部小說是不合時宜的，所以它是合時宜的。”假如我們不懂得《圣經(jīng)》的內(nèi)容，便領(lǐng)略不了本書的深刻內(nèi)容。

　　下面再談?wù)剮孜唤艹龅亩韲骷覍Α妒ソ?jīng)》題材的使用。普希金在《先知》一詩中以先知的形象體現(xiàn)了詩人崇高使命。

　　萊蒙托夫在《惡魔》一詩中則使惡魔的悲劇形象具有反抗上帝，熱愛自由的內(nèi)容。惡魔和上帝，都是《圣經(jīng)》中的人物和故事。

　　與基督教和《圣經(jīng)》關(guān)系最密切的俄國作家無疑是托爾斯泰。他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復(fù)活》中都加有引自《圣經(jīng)》的卷頭語，包含了深刻的矛盾涵義。托爾斯泰世界觀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表現(xiàn)在他改寫的民間故事，福音書寓言和神話幫助作者表達了良知和行善的思想，但同時也宣傳了不用暴力反抗罪惡的勸誡。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罩夫兄弟》(一八七九——八○)中，充滿了“關(guān)于偉大的宗教裁判者傳說”。在這部小說中，反抗上帝的思想比基督原諒一切人的主題更有力量，在藝術(shù)上的說服力也強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