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二十年間，中國散文經歷了由弱至強、由強式微的過程。我認為，散文如今之所以走向式微，壞就壞在太多的人在寫，太多的文很爛。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要害，好像并不是出在寫什么上，而是出在誰在寫和怎么寫上。太多的人在寫，說明寫作者不夠專業；太多的文很爛，說明寫的人多了垃圾也就多了。當然，這個問題應該拿到另外的場合討論，還是要回到寫什么上來。

　　當代散文沒有發現現實。或者說，當代散文沒有表現大現實。這的確也是一個問題，至少寫散文的人對此應有足夠的警惕。既然每天都有人從電視上看券商們告訴股民關注哪只股票，散文家也應該聽聽批評家或作家的建議適時修正創作取向。但我覺得，寫什么可以被提醒，卻不能給設限。散文家雖然不會發現所有的現實，但真正的散文家一定有自己最想寫的現實。對創作者而言，這種個人化的現實可能是至關重要的東西。比如，《我與父輩》既是閻連科先生最熟悉的現實，也是他心目中最主觀的現實。

　　此外，大現實與小現實，的確有質地上的分別。現在大量的散文多指向兩個方面。一是歷史文化；二是生活時尚。應該說，這兩個方面都是可以進入散文的現實。只是前者可稱其為大現實，后者可謂之小現實。就我的理解，閻連科先生所說的大現實主義，原本也該包括這兩個現實，但他在這句話里似乎特指一種現實，那就是要寫當下的現實，或介入當下的現實。即像他那樣，寫父輩和我輩為了生存而經受的現實苦難，而這就是當代散文的大現實主義。這個觀點似有偏頗，我不能認同。其實，與《我與父輩》相類的現實早已有人寫過，現在仍有人在寫，只不過現實里的主人公不同，而且不是由閻連科先生所寫而已。

　　我認為，大現實和小現實都是散文可汲取的資源。最近20年間，歷史文化散文已漸成散文寫作的主潮，與其相伴而來的還有百家講壇的火爆。原因當然有多種，其中很重要的一種，就是百多年來中國因為落后而在世界上招致挫敗，因為懷疑傳統而使文化連續發生斷裂，尤其是漢字逐漸簡化，古文越來越難以識認，中國人大都讀不懂祖先留下的經典了，于是有這方面知識積累的作家或學者便站了出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用筆寫，或拿嘴說。應運而生的歷史文化散文和百家講壇，也的確為傳承國學、弘揚國粹、鐫古啟今出了大力。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不可抹煞的。歷史文化，只要變成被重新書寫的文字，就構成了一種現實，或者說大現實。問題只在于怎么書寫才產生意義，即文學的意義，文學史的意義。

　　至于小現實的受寵，緣于副刊增版、《讀者》走俏、網絡紅火，必然造成快餐式寫作盛行，稍有寫作常識的人都拿起筆來了，素有作家夢的人更可隨意享受發表的樂趣。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出現了“小女人散文”，寫者大多是“60后”的寫作者。因為她們筆下的現實都是真正的小現實，不過是泡酒吧喝咖啡，過了一次生日，做了一次旅行，聽了一次音樂會等等，而受到批評界的一致呵責。也有人把我等一批“50后”的寫作者列入其中，因為這批年長些的女人雖然寫出了生活的痛感，也還是沒離開家長里短鍋碗油鹽。記得，正因為我自慚形穢，開始反省，而有了那一次的東北之行。可是，現在我已經不這么想了。按法國年鑒派的觀點，所有發生過的現實都是歷史，歷史是整體的，綜合的。既有主流的歷史，也有非主流的歷史，既有英雄的歷史，也有大眾的歷史。或者，普通個人的心態史、精神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更真實的歷史。如果這樣，這世上就沒有小現實了。由此，我更看重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說過的那句話：作家必須提供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你發現的是什么現實，首先看你是否從這個現實里發現了由你原創的思想，而不是解釋別人現成的思想。(遼寧日報 素 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