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末爾是你嗎？”奧爾罕·帕慕克開心地講述《純真博物館》的許多女讀者對他的提問，“從廣義上說，當然是的，所有墮入愛河的人都會這么干。女人們這樣問我時，我覺得她們溫柔的微笑仿佛在告訴我，她們深為自己擁有能讓男人沉于愛而不能自拔的力量感到幸福。”

　　自然，帕慕克的創作野心并不僅僅囿于“愛情”二字，盡管愛情是這部小說最顯要的外表，但作家對伊斯坦布爾這座城的深情卻滲透在故事的每一處縫隙、每一個枝節之間。

　　《純真博物館》中的情愛纏綿悱惻，達到一種極致，可用“癖”來形容。富家子凱末爾在與未婚妻訂婚前，遇到多年未見的遠房貧寒親戚芙頌，不可遏抑地愛上她。兩人熾熱的愛戀過后，凱末爾最終與未婚妻解除了婚約，卻發現芙頌早已離他而去。他開始尋找芙頌觸碰過的一切，“悉數收集起那些鹽瓶、小狗擺設、頂針、筆、發卡、煙灰缸、耳墜、紙牌、鑰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針……將它們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館。”

　　我們可以視這種習慣為戀物，而帕慕克說自己是小說家，不是醫生，凱末爾的舉動人人皆有，不過在這里形諸文字而已。我想，這其中的潛臺詞或許是，對一個城市、一種文明的依戀每個人都有，但真正能精妙地表述出來卻不是人人做得到的。

　　我們的精神自由無垠，而身體卻總是需要一個現實的區域去容納，于是有了城與人、一種文明與一個民族之間的交織關系。帕慕克身處伊斯坦布爾，一座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古城，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正是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開放、窮街陋巷與奢華別墅并存的時期，帕慕克雖非完全的叛逆者，但亦有青年人的躁動不安。數十年后回首，他亟亟矚目于時間、激情、欲望與占有，記錄伊斯坦布爾的日常百態與如許風云往事。

　　帕慕克的記錄是溫情的，他自己也說對眾生顯示出最大的耐心與敬意。其時，伊斯坦布爾社會的傳統與現代，不同階層之間均有錯綜復雜的關系，帕慕克筆下的人物不乏離經叛道的行為，但其作品的基調并不是憤怒、乖張的，而是于叛逆中滲透出委婉的溫情，顯見出時代的變化并未摧毀一個城市、一種文明，當多年后返首回憶時，雖一切不可逆，但終究一切皆可記，因為那是自己的“城”。

　　自己的“城”埋藏著自己的愛戀，其來有自，卻沒有承諾與未來的支撐，以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癡迷，默默地等待，悄悄地收集，不說耳墜、發卡、手帕等，僅煙頭就有四千二百一十三個，因為那經過了愛戀的人嘴唇的潤澤，自然彌足珍貴。有這許多瑣細感懷的收藏物進入純真博物館，換一個角度來看，豈不是也在收藏著一個日常的“我城”——伊斯坦布爾。

　　一個城市的傾覆，往往也意味著一種文明的傾覆。反之，一種文明的歷久彌新，其承載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歲月的流逝中并未被蕩滌一清，而是因身處其間者的溫情和敬意吸納著適足的豐富細節——有形的和無形的。帕慕克顯然做得足夠多，他創作的人物“依戀著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記憶的物件入眠”，別無他求。

　　有論者將《純真博物館》稱為“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洛麗塔》”，自有古怪之處。但如果著眼于對一種文化的迷戀(《洛麗塔》時被解讀為暴發戶的美國文化對歐洲文化的一種微妙曖昧的覬覦)，也不乏卓見。中國古代也早有“香草美人”式的借男女情愛隱喻更宏大主題的傳統，代不乏人。帕慕克聲言《純真博物館》是其“最柔情的小說”，聯系2006年瑞典皇家文學院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時頒獎詞中有“帕慕克在對故鄉憂郁的城市靈魂的探求中發現了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新符號”等語句，這“柔情”的情就不可做狹義的理解了。回溯帕慕克以前的作品，這一點能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