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自己漂浮在時間的河流里，同時也一直被“時間”問題困惑著。從奧古斯丁對時間的懷疑開始，在艾柯的時間河流里尋找和確定坐標，到曖昧而堅決的M·普魯斯特，他覺得時間可以摧毀一切，但也認為回憶具備保存的作用。他告訴我們的保存方法是“某種回憶過去的方式”。

　　2006年夏季的一個雨天，我在書店里與《預測未來/劍橋年度主題講座》不期而遇。翻閱那本書時，書店窗玻璃上流動著水珠。也許是機緣或者巧合，我找到問題答案的另一部分。著有《告別上帝》、《信仰之海》、《時間》等著作的劍橋大學教授唐·卡皮特，在《最后的審判》中提到了循環(huán)時間和線形時間。看到這些文字，我恍然大悟，正如K·拉納所言：超越時空之后，無論如何人們都能找到相遇的地點。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20年前那個充滿咖啡豆氣味、燈光柔黃的房間，我與到大連開會的毅橫交流。他說津子圍你運氣很差，你寫了上百萬字的小說，可總是和文學潮流“擦肩而過”，成不了走紅的作家。作為評論家的毅橫對我的小說關注多年，他認為很多小說具有探索性和文本價值，比如《眼鏡》中的荒誕、《三個故事和一把搶》的解構、《馬凱的鑰匙》的象征、《在河面上行走》的詭奇。那時我住在勝利路橋北“大連自然博物館”后街，那個米黃色巴洛克建筑是大連百年前的第一個市政廳。每天下班，我都走在那個小廣場和通往勝利橋的路段上，小街十分靜謐，間或有灰鴿子或喜鵲飛落，路的兩側是歐式風格的小樓，小樓錯落有致，基石腌漬歲月，木柵欄陳漆剝落，以至多年后，我常在夢里回到那個有尖塔和草色鐵皮屋頂的小街。去年，幾個朋友去勝利橋北吃貴州菜，我以懷念的心情去住過的老房子看看，現在那條街被改造了，叫俄羅斯風情一條街，不過，我怎么也找不到當年的感覺，復制的建筑很生硬，充滿了生水泥的味道，尤其是商鋪人流十分喧囂，我的老街僅僅成為了記憶。

　　記憶其實是時間作用的另一種方式，小說與記憶關系密切，是一種特殊的時間表達形式。仔細想想，我們對生活的某個深刻記憶也許只是具體的細節(jié)，往往是一個故事片段、一件難忘的沖突甚至一句有意思的話。或者這樣說，小說是人們差異化的記憶和個性化的體驗。進入2000年以后，我將注意力轉到了“傳統(tǒng)的文化背景”和“現實的中國”上，不吝惜筆墨地敘述“知識分子”和城市“普通市民”這兩個群體，我的小說世界里有一群“小人物”：小公務員、小警察、醫(yī)生、教師、學生、夜班司機、看門人等普通勞動者，他們既生活在現實社會里，也“活”在我虛構的精神空間里。坦率地說，我對那個世界的“小人物”充滿了感情，《天堂的橋》、《上班》、《一頓溫柔》、《共同遭遇》、《月光走過》、《求你揍我一頓吧》等，都傾注了我的情感。同時，我也特別感謝小說中的人物，在他們不斷被塑造的過程中，是他們讓我對一些概念，諸如“溫暖、悲憫、感動”清晰起來。并且，敘述也越來越靠近傳統(tǒng)文化的中國元素：寧靜、平和、自由和開放。

　　這個轉化過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沒有確切的時間，也許是伴隨著懷疑開始的，懷疑某種表達方式，懷疑自己的寫作能力和潛質。當懷疑持續(xù)延伸時，改變大概悄然進行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沉浸在西方哲學和文學里，閱讀量也算是大的。后來，我覺得傳統(tǒng)文化在思想里回歸了，如人與自然的觀念、人自身內修與外修的統(tǒng)一等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自然會體現出來。我認為，中西方文學的差異性體現在“邏輯”和“語言”上。乍一看，邏輯和語言是同向上的關聯，其實，它們的背后是兩種不同的、個體生命與世界的聯系方式：一個是理性主義，一個是自然主義。嚴復說中西方文化是兩座高山。我部分地同意這一說法，是因為它們起碼不是兩條河流，河流可以融合，而高山只能對照。隨著個體時間的積累，我越發(fā)覺得漢字具有魅力，寫作時我常有這樣的體會，一段表達同樣內容的文字，每換一個字，視覺效果就不同，文字上有場景、色彩、氣味和理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