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冰心并不是個案。另一個例子是她同時代的黃廬隱，黃熱愛寫作，一直在《小說月報》發表小說。這個雜志喜歡書寫社會問題的小說，廬隱一直堅持寫這樣的作品，工人，農民，貧窮者等等，她因此成為當時著名的女作家。但是，作為女高師的學生，這些人的生活之于廬隱是隔膜的，她最擅長寫青年女性生存的困惑。而那又不是《小說月報》所愛，我們知道，主編茅盾非常欣賞廬隱關于社會生活的小說。今天看來，廬隱的小說并不成功，原因一則當然與天賦有關，另方面，為了編輯和批評家的趣味，她沒有能真正打開自我。事實上，即使是寫她的青年女性生活時，她也畏手畏腳，怕讀者對號入座。

　　一百年來中國的女性寫作史上，象冰心廬隱這樣的女性寫作者很多，她們身上未必沒有成為優秀大作家的潛質，或者，她們也許可以寫得更好，但是，最終沒有能“人盡其才”，原因在于環境、道德以及內心對自我的束縛。

　　當然，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跟那時候已經有很大不同。可是，今天的我們真的能打開“自我”嗎？真的能解放內心、不為世俗、不為文學趣味、不為批評家/讀者好惡而寫作嗎？如果有人把這個問題拋給我，我肯定也不能給大家滿意的回答。我必須老實承認。

　　流行什么寫什么，是當下許多作者的習慣，至少我在雜志上看到的是這樣，社會現實如此千奇百怪，但在作品里卻千人一面：底層寫作，日常生活的描摹，婆婆媽媽式人際關系，又或者，對社會問題的簡單勾勒。能沖破當下寫作氛圍的作品很少，就我目前所見，鮮少有那種有獨立判斷力和穿透力的作品。我們的寫作常常會被時代風潮、外界的看法、雜志的意愿所影響。女作家的作品也不例外。

　　波伏娃在《婦女與創造力》中說：“婦女是受條件限制的。她們不僅受從父母和老師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們所讀的那些書的限制，受到她們所讀的書──包括女作家們所寫的書──所傳給她們的那些神話的限制。她們受到傳統的婦女形象的限制，而她們感到要脫離這種模式又是極其困難的。”波伏娃說的情況現在恐怕依然存在，我們大部分人，在寫作時是否想到過要沖破藩籬——沖破教育的、世俗的、書本里有關好女人/好作家形象束縛？答案是否定的。

　　大部分時候，作為女性，我們是與這些規則和諧相處的，我們沉緬于“好女人”/“好作家”的規則中，以使自己適應這個規則。取悅他人，為身邊習俗與慣例所困擾，是大多數女作者面臨的障礙。而作為女性批評家何嘗不也是如此？當我想到自己一篇論文要給某家雜志時，會要考慮到雜志的趣味，哪個段落可能這個雜志不喜歡。如果雜志不喜歡，我要不要修改？我會糾結。還有，我的一個觀點如果和我的導師、我尊敬的師長的觀點不合，我心里會不會猶疑，又或者，告訴自己干脆不表達，沉默了之？我也會在內心進行掙扎。最近幾年，我深刻認知到，養成獨立思考和自由寫作的習慣如此之難，我恐怕終生要與這樣或那樣的內心限制進行搏斗。我以為，突破這些限制就是養成自由習慣的開始，是一個起點。沒有自我突破，其它無從談起。

　　當然，也有女作家，在她最年輕的時候就天然地具有自由寫作的勇氣。我想到丁玲。當時的讀者回憶說，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到來，宣布了冰心時代的結束。所有讀者都意識到一位新銳女作家的到來，甚至一個新的寫作時代的到來。這部小說中寫了一位現代女性的內心世界，女性在愛情中的兩難。年輕的丁玲在寫作時，一定沒有想過她母親看過后會怎么樣，廣大讀者會不會將她與莎菲對號入座，她恐怕是毫不在乎的。要知道，那是1927年代的中國。丁玲當時也很年輕，寫作莎菲時，丁玲是完全沒有興趣做什么乖乖女，在當時，她是任性地聽從了內心的聲音。她也一下子就成為了中國最受人矚目的女作家，她為什么受到大家的關注？因為她勇敢地沖破了傳統的、道德的、寫作慣例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