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觸呂雷是在1993年。那年8月，中國作協組織了一批不同省份的作家沿河西走廊采風，呂雷和我都在其中。那時候有幾句話：北京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草民，上海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阿鄉，廣東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窮鬼。作為一個生活在“老少邊窮”地區的人，我對來自“改革開放前沿”、“先富起來”的廣東人懷著一種莫名的嫉妒和自卑，這偏見讓我一開始極力疏遠他。但我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促狹。呂雷完全沒有我成見中的銅臭和優越感。相反，也許因為是惟一的嶺南人，在我們這群“北佬”中有一點落寞。嘉峪關上，他主動邀我合影。塞外熾熱的陽光下，年青的我們笑得很傻。他一臉的淳樸，像個大孩子。

　　回家后我從資料上知道，生活在富裕地區的呂雷，最富有的是寫作。他的《海風輕輕吹》《火紅的云霞》連續獲1980年、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長篇、散文、報告文學、電影和電視文學劇本獲多種全國性獎項。在廣東新時期作家中是繼孔捷生、陳國凱、楊干華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我不是個善于交際的人，甘肅別后我們疏于音問。偶爾聽說呂雷在人前對我的某篇不足掛齒的小文章多有褒獎，虛榮心頗滿足。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嘛。

　　真正密切的交往從幾年前開始。退休后，我投靠了在廣州安家立業的獨生兒子。呂雷的熱心給了我特別的溫暖：退休后他買了輛新車，把鄧剛從大連邀來開車，讓剛來廣東的我跟著他們在廣東、海南兜了將近一個月；之后，怕我寂寞，他不時領上我去打朋友的秋風，唐棟、李蘭妮、張梅的飯局吃了一遍又一遍。我很不好意思，說要做一次東，他立刻制止：不必，你是客人；看我拿著低水準的工資在高消費的廣州過日子，他積極給我攬賺“外快”的活——講課、作序、給企業寫傳；又一趟趟找官員、一遍遍寫報告，張羅工作室之類，以使我能有一種體面的方式融入當地的文化圈子……

　　做所有這一切的時候，他是那么認真而執著。不論我怎樣聲明一向與世無爭，惟喜清凈，懇請他別勞神費力，別打擾公務私務繁忙的官員，別擔心我會餓死在廣東街頭，他一句也聽不進去，只管我行我素。

　　呂雷對人的好并非自我始。鄧剛不止一次與我說起他在中國作協文講所第八期的同班同學呂雷，感慨萬千。說呂雷怎樣受一位并無深交的西北作家委托，去救助這位作家偶然洗腳認識的一個女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幾乎是大海撈針一樣在一片蜂巢般的城中村出租屋里尋到這個完全與己無關的女孩；說呂雷怎樣被一位朋友欺騙，而這朋友一旦陷于危難，他依舊疲于奔命、四處求人救之于水火；說呂雷辛辛苦苦跑來港商贊助讓單位在鬧市中心買下了建辦公和宿舍用房的地皮，房建好了，卻沒有他什么事，依舊同老父擠在上世紀50年代的福利房里；說呂雷受委托邀請名家做宣傳，有的并不怎么名的名家吃了喝了稿費拿了，末了說“我來就是對你們的支持，文章我是不寫的”，主辦方心里不爽，呂雷自然最尷尬，但是下次組織這類活動，他還會邀請這名家；說呂雷幫助過的有些人后來恰恰傷害他最深，但呂雷卻從不記仇，更不接受教訓……說這些的時候，鄧剛每次都臉紅脖子粗，連作恨聲，咬牙切齒：簡直就是不可理喻，簡直就是好得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