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樣說明才能夠讓人們理解呢？這個女人癡迷的是語言。為此她受盡傷害，為此她不惜明白地 告訴所有讀者：瞧，我并不是一個所謂的文學天才。沒有了其他敘事手段作為遮掩，寫作會顯得尤為艱難。她用破壞的方式經營著屬于所有人的語言，一次一次把語 言帶向更遠的邊界。甚至，她的實驗不再限于小說語言的范圍內，還指向了文學傳統的樣式——戲劇，也同樣指向了二十世紀新興的產物——電影。

　 　又要怎么樣抵抗，才能夠逃脫她為我們布下的所謂愛情的陷阱呢？在她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一個“要愛而不得”的模式，尤其是在《情人》之后。她那樣沉痛地寫 道：“衰老的過程是冷酷無情的。”如果說這么慘痛的文字也依然沒有阻擋偽浪漫的蔓延，或許圍繞結尾發生的事情讓我們能夠相信，這真的不再是一個愛情故事。 在與《情人》電影導演讓-雅克·阿諾暴風雨般的斗爭過程中，杜拉斯一直對著阿諾的電影劇本破口大罵，指責劇本是一堆垃圾，罵聲持續到最后一頁。阿諾等她罵 完了之后，平靜地告訴她：“可這是你的原作呀，一個字沒改。”

　　她說，哦，寫的時候我醉著……

　　“醉”是浪漫的字眼，事實是，杜拉斯酗酒。酗酒的背后，是軟弱、掙扎、不能自拔，在毀滅與重生之間徘徊。這就是寫作者沉淪的形象。讀者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才對杜拉斯又愛又恨吧？而不僅僅因為那個或許并不存在的愛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