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未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經營業態、開發商的應對策略和商業模式預期也將相應地發生趨勢性的轉變：除了降價以及布局三四線城市之外，產業外資本進入房地產業的趨勢將逆轉，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互動將可能激發部分上市企業退市或產生私有化傾向，房地產金融會日趨活躍。定位高端的開發商將以品牌和效率而非擴張土地儲備來實現價值的提升。
針對國內外“毀譽參半”的保障性住房，巴曙松把關注點集中“進入環節”、“審核與管理層面”以及“退出環節”等方面的不斷加強和完善上。他認為，在進入環節上，保障性住房對申請家庭收入標準的界定，因各地收入線劃分標準不統一，這可能會出現“應保的未保、不應保的卻被保了”的現象。在設置保障性住房面積標準時，多數城市采用人均指標，沒有對不同家庭的人口結構等情況給予充分考慮。在審核與管理層面，因為受保障對象申報信息甄別難，審核過程中存在取證難、缺乏有效的審核方式以及懲處措施。在退出環節上，雖然國家和地方的保障性住房相關法規都對保障房的退出管理有明確規定，但對受保家庭收入動態監管難度大。目前在多數城市還沒有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收入申報制度及收入核查體系，而受保家庭對保障性住房退出的制度規定往往較為抗拒，少數享受了住房保障的家庭在條件超過保障標準后也不愿退出保障性住房。
由此，巴曙松提出了一個政策框架：一是確立長期“適度居住權”政策，不因房地產調控而頻繁切換政策目標；二是以廉租房和公租房為主體，構建不同口徑保障房之間的“防火墻”機制，確立清晰邊界；三是確立以城市常住人口住房缺口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可支付能力為供給與需求測算的客觀依據；四是初始階段側重于供給端，以新建為主，然后逐步過渡到需求端，以直接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補貼為主。無論怎么評價這個框架，有一點可以肯定，其中所理出的破解“房地產”難題的諸多密碼的線索，是極富啟發性的，提供了一種研讀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新視角。(信息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