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石公橋鎮，一座不起眼的石碑在路邊靜靜佇立。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證明曾有一群同胞，來過這世間。“侵華日軍空投鼠疫受害同胞紀念”字眼的背后，是一段難以泯滅的慘烈記憶。

　　1941至1942年，侵華日軍多次向常德投放鼠疫細菌，數萬百姓飽受病痛摧殘。1997年8月，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和家屬，與來自細菌戰另一重災區浙江的相關人士共同組成原告團，起訴日本政府，開啟長達10年的跨國訴訟。時至今日，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仍然堅持以民間活動的方式，呼吁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承認罪行。

　　無法忘卻的反人類罪行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籠罩在濃霧之中。

　　飛機的轟鳴聲驚醒了熟睡中的人們。緊接著，城區上空拉響尖銳的空襲警報。老百姓詫異的是，日軍飛機并沒有像往常一樣投擲炸彈，而是投下麥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爛布條等雜物。當時，人們還不知道，這些不明投擲物的威力，遠超炸彈。

　　下午5點，空襲警報解除后，居民紛紛返城，并將一包空投物送往廣德醫院化驗。時任廣德醫院院長的譚學華檢查空投物后，認為日軍撒下的很可能是鼠疫桿菌。

　　起初，城內未發現鼠疫病人，各方都忽視了潛在危險。11月11日，家住關廟街的12歲女孩蔡桃兒在門前的街道上玩耍，晚上突發高燒。一天后，蔡桃兒死亡，距發病時間僅36小時。這是常德已知發現的第一例鼠疫病人。

　　接下來，關廟街、雞鵝巷一帶相繼發現多起病例，平均每天報告10人以上，而且發病迅速，往往尚未就醫就告不治。城門外的3座焚尸爐，短短數日就燒塌了兩座。常德古城迅速被死亡氣息籠罩。

　　1942年4月中旬，常德城內多處出現肺鼠疫患者，不少老百姓向外逃亡，疫情擴散到周邊各縣。

　　時年40多歲的李佑生家住桃源縣馬鬃嶺李家灣。5月初的一天，李佑生進城采辦貨物時，忽感頭痛腦熱。他連夜離城回家，第二天就病倒了。

　　肺鼠疫很快在李家灣暴發流行。從5月10日至30日，短短20天內，接近過李佑生的15人全部染疫死去。

　　鼠疫又向常德城東北的石公橋鎮蔓延。“我父親原來在鎮上開雜貨鋪，年幼的二姐跟著他一起，她在鎮上滿街跑，染上了細菌后，發高燒、身上發烏，送去鎮上的臨時救護站也沒用，后來夭折了。”家住石公橋鎮白云閣村的受害者家屬胡文兵說。

　　石公橋鎮緊靠湖泊，人們通過湖面逃亡，防疫封鎖很難奏效。當石公橋鎮疫情得到控制時，鼠疫已向周圍鄉村蔓延。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底，鎮德橋、周家店、韓公渡、大龍站、雙橋坪等鄉鎮陸續暴發鼠疫，死者不計其數。

　　1943年11月18日，常德會戰爆發。瘋狂的日軍放火將常德城化為焦土。城區疫情隨著常德城的毀滅而結束，但是，常德周圍廣大的鄉村地區，仍在鼠疫的籠罩下。無數受害老百姓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何染病。

　　“一定要討回公道”

　　1996年11月，幾名日本律師來到常德，希望調查侵華日軍對常德發動細菌戰的情況。不少當地人猜測：“這些日本人來做什么？他們有什么目的？”

　　領隊的日本律師名叫一瀨敬一郎。他通過常德市外事辦等渠道表示，希望當地細菌戰受害者與家屬帶領他們，調查細菌戰受害實情，自己將無償幫助受害者到東京法庭討回正義。

　　盡管各方都有擔心和疑慮，時任常德市外事辦副主任的陳玉芳仍答應了下來。陳玉芳牽頭組織成立“常德細菌戰調查委員會”，成員都是自己或親屬經歷過細菌戰的退休老人。

　　尋找受害者的工作是艱辛的。當時，大家能參考的只有一本常德市委黨史辦編撰的《辛巳劫難——1941年常德細菌戰紀實》，全書只記載了常德市區、石公橋鎮和桃源鎮李家灣村的受疫情況，死亡人數不足100人，有名有姓的只有幾十個。

　　志愿者只能順藤摸瓜，四處尋訪受害者，同時召集直接受害者和受害者親屬開座談會，反復研究確認受害者身份。“經常帶上一天的干糧，騎著自行車，到不同的村里調查一整天。”今年67歲的魯光躍說，自己當時只有40多歲，是協會最年輕的成員，不記得跑了多少里路、訪了多少戶人家。“我母親親眼看著自己的哥哥、姐姐、姐夫因鼠疫離世，心中痛苦難以釋懷，直到她去世前，都還在叮囑我，一定要討回公道。”

　　1996年至2000年，常德細菌戰調查委員會經過周密細致的調查發現，1941年日軍實施的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周邊10個縣30個鄉的150多個村。鼠疫大流行，奪去無數人的生命，其中有確切姓名者就達7643人。

　　十年訴訟路漫漫

　　1997年8月11日，包括常德在內的108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及親屬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起訴狀，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其對細菌戰罪行謝罪并進行賠償。這是日本投降以來，首次有受細菌戰戕害的中國老百姓起訴日本政府。

　　次年2月16日，該案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庭審期間，陸續有日本反戰人士當庭向細菌戰受害者下跪懺悔。731細菌部隊日本老兵出庭作證，證明侵華日軍犯下的反人類罪行。

　　在歷經27次庭審過后，2001年12月26日，一審結束，案件進入沉默的等待期。擔任訴訟律師團團長的日本律師土屋公獻、首席律師一瀨敬一郎與陳玉芳等人商量，要征集更廣泛的中國民間請愿，為最終的訴訟結果助力。

　　陳玉芳征集了數十萬常德學生的簽字請愿書，裝了近十箱。她在箱子表面貼上手寫簽名——“沿途海關、郵政的同志們，這是常德數十萬學子聲援細菌戰受害者對日訴訟的簽名，務必在8月前送達日本法庭。請支持我們！”

　　原本要40多天才能到達的文件，5天就送到了東京。

　　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鼓舞著常德原告團。功夫不負有心人，2002年8月26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認定，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常德、浙江實施了細菌戰，造成10000人以上無辜平民痛苦死亡。“這個消息一出，我們所有人都激動流淚。鐵證如山，日本政府必須承認他們的罪行！”陳玉芳說。

　　但是，法院不判定政府謝罪賠償，原告團再次提出上訴，之后的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2007年5月9日，在沒有任何預告的情況下，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電告細菌戰訴訟案律師團：按“國家無答責”和日本民事訴訟法有關不予受理的規定，對細菌戰訴訟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駁回細菌戰受害者訴訟上告。這標志著細菌戰受害的180名中國原告從1997年起狀告日本政府的10年訴訟程序全部完結。

　　不到勝利決不收兵

　　懷著“必須為這段歷史討個說法”的執念，今年6月，堅持30余年為中國細菌戰受害者維權發聲的一瀨敬一郎再次來到湖南。“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在訴訟結束18年后，至今仍在堅持這項事業。我此次前來拜訪，正是為了向這些長年奮戰的受害者們表達由衷的敬意與感謝。”一瀨敬一郎說。

　　今年76歲的一瀨敬一郎已經數不清這是自己第幾次來湖南。“我初到常德時，并未立即獲得大家的信任。作為日本人，我們多次向受害者家屬致歉。但空談道歉遠遠不夠，作為律師，我要推動日本政府實際承擔責任。”一瀨敬一郎說，這30多年來，他既要維持律所的運營，又要以律師身份處理對華戰爭責任的訴訟，雖有各種壓力和挑戰，但他從未放棄。

　　“2007年訴訟終結，常德受害者們成立協會，強化組織，將維權持續至今。”一瀨敬一郎說，“從歷史維度看，這具有非凡意義。受害國民眾與加害國民眾攜手追究加害國政府責任的抗爭模式，史無前例。”

　　一瀨敬一郎的堅持，也鼓舞著常德的父老鄉親們。一審結束后，陳玉芳情緒低落，一度想換個工作單位。不久，一瀨敬一郎專程來到常德，找到陳玉芳。他說：“我們都要堅持下去，直到夙愿達成的那一天。”

　　回憶起這次對話，陳玉芳仍會激動落淚：“不到勝利決不收兵！”

　　成立于2011年的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最開始有300多名成員，基本都是受害者的親屬，擔任協會會長的律師高鋒也不例外。高鋒曾配合調查委員會尋訪受害者。在他的組織下，協會幾乎每年都會去日本舉行維權活動。

　　“今年4月，我們幾名律師去了沖繩，與當地反戰人士共同舉辦活動，還去了東京，向日本國會遞交了關于對細菌戰受害者進行賠償的請愿書。”高鋒說。

　　“這段歷史不缺證據，缺的是記住”

　　湖南文理學院是全國唯一一所設有細菌戰研究所的地方院校。“細菌戰上訴一審的時候，校領導認為，我們學校應該為地方研究做貢獻。2001年9月18日成立了細菌戰罪行研究所。”研究所教授陳致遠說，“那時候日本律師帶來很多資料，我們本地也發現很多，研究很快就進行下去，一直到今天。”

　　陳致遠曾為對日訴訟撰寫了長達10萬字的鑒定書——《1941年日軍常德細菌戰對常德城區和石公橋鎮和平居民的加害》，并以學者身份在二審時出庭作證。他還多次主持學術會議，召集多國專家研究日軍二戰時期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細菌戰罪行。

　　在他的帶領下，研究所團隊出版著作《紀實：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進一步豐富細菌戰史實，這是目前最新、最系統、最全面研究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的著述。雖然已經退休，陳致遠仍致力于研究細菌戰。在他看來，還有很多課題有待關注。

　　湖南文理學院近期也與哈爾濱侵華日軍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簽署合作協議，在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史料挖掘、學術研究及和平教育等領域深度合作。

　　截至目前，當年參與跨國訴訟的61名常德籍原告僅剩17人在世。研究、發掘、保護工作更加緊迫。“這段歷史不缺乏證據，缺的是記住。”陳致遠說，“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就是繼續發掘、保存這段歷史，防止悲劇重演，實現長久和平。”

　　半月談記者：劉芳洲 謝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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