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鵬遠

　　發于2025.10.27總第120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作家路內有一個特別的能力。

　　他寫小說從來不列提綱，無論篇幅多長、人物多眾、故事多復雜都只在腦子里盤算，大體的布局和脈絡約略有數便動筆，一邊行進一邊再具體構思。但這并不妨礙他對創作周期的精準估量，一部作品從開篇到收尾，說寫多久就寫多久，哪怕中間靈感奔涌或者陷于困滯，提前和延宕也不會太多。

　　最新的《山水》依然如此。這部長篇路內斷斷續續醞釀了十年，2023年年底終于落墨，預計一年完成，2025年除夕結稿，實際用了十四個月。寫完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邁過50歲的門檻，一步跨進了中老年作家行列。

　　“這是我50歲以后完成的第一個作品。早年放在心里的故事，隨著年紀上去，理解會不一樣。年輕的時候如果匆匆忙忙寫出來，可能也是好看的，但既然沒有寫，它的命就是這樣。”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未來，我可能不太會再寫這樣的歷史的東西。”

作家路內。圖/受訪者提供

　　傳說

　　《山水》里的歷史縱貫整一甲子，從1936年講到1996年，主角是一個司機，叫路承宗。

　　路內很久沒有給筆下人物取過“路”姓的名字了，上一次還是“路小路”，出自早年的“追隨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里》)。那個混過技校、混過工廠也混過社會的小城青年，經常被認為帶有一部分自傳的色彩。

　　因此路承宗姓路，自然也不是隨意為之。小說里，“我”是路承宗的長孫；現實中，路內則有一個與其相仿的祖父——他是一個洋車夫的兒子，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學會駕駛，給杜月笙的學生開過車，給臺灣銀行蘇州分行行長開過車，后來還把車開到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上。

　　“他是民間的支援司機。”那個時候，國內有很多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援前線，上海的汽車多，因此去的司機就多，不少都犧牲在了異國他鄉。路內的祖父也差點沒回來，有一次美軍飛機鎖定了他開的卡車，來回俯沖了好幾趟，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終沒有攻擊。

　　這些事，路內都是聽父親和叔叔、姑姑們講的。祖父去世得早，那時候路內只有5歲，印象不是太深，所以聽了也就是聽了而已，沒怎么當回事，直到2014年左右的一次閑聊。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影視的，當時想寫一個抗美援朝的劇本，找我聊。我記得我跟他講了一些細節，比如當時我們用的卡車不只有蘇聯的吉斯，還有美國的道奇。他說你怎么知道的，我就跟他講了我爺爺的事。結果這么瞎聊起來，我就稍微心動了一下。”

　　想要寫成小說，僅憑聽來的故事顯然不夠，何況這些家族的傳說零零碎碎，本來就拼不完整。“我真覺得這個是他們老一輩的規矩，我祖父很多事情都是不講的，尤其是戰爭的事，他也不把那些當成自己的什么英勇事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于是，路內有意去查閱一些相關資料，包括大量親歷者的回憶錄。這些東西越看越有意思。他還找來了很多黑白電影，為了了解民國時期的人們怎么講話、什么腔調。這是他從沒處理過的一塊空白，在此之前，他寫了六部長篇，文學時空始終不曾溢出現當代的疆界。

　　然而盡管做了種種準備，真正的寫作卻并沒有很快開始。有些問題他尚未考慮清楚，還有一些題材，他想要更先一步去完成。

作家路內以及他的著作《山水》 圖/受訪者提供

　　時代

　　2015年，路內做了一個決定：“我決定還是先寫《霧行者》，那個小說更長，可能會吃掉我四五年的精力。”那一年，他42歲，怕再不寫就寫不動了。

　　而且也是因為與一位朋友閑聊，對方給他講起了做臥底記者的過往，告訴他從前可以怎樣冒用身份進行調查，他聽得出神，并非被那些仿若諜戰一般的驚險所吸引，而是恍然意識到，原來有些經歷和質感已經成了上一個時代的東西，如果不抓緊記下來，就要徹底被遺忘了。

　　他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出門遠行。那是1998年，他在一家外資公司看倉庫，公司在許多地方設有分銷處，倉管員來回輪轉，沒多久就派他去了重慶。同事提醒他機靈點，小心別被砍死在大街上，臨走時他才知道原來那邊的銷售員卷貨潛逃，公司要求他工作之余順便調查一下。

　　到了重慶，路內發現混亂不只是卷貨潛逃，有的倉管還會監守自盜，有的銷售則被皮包公司騙得貨款兩空。

　　“我經常說，今天的火車站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為有無數探頭，你掉了東西都不用著急，一查就查到了，但是三十年前火車站卻是最亂的地方。這就是中國的變化，巨大的反差，有時候會覺得很神奇。”

　　但過去的歲月在路內心中也有美好的一面。那是一個流動的年代、一個重組的年代、一個野生的年代、一個向上的年代。如果不是那個年代，他也許還是國營糖精廠的一個工人，終日在早中晚之間三班倒，一輩子住在工人新村，沒什么其他的可能，不管希望抑或失望。

　　路內覺得，那個年代的狀態很難確認，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完整概括。所以他只能用更多的語言描述，通過幾個與自己同齡的角色，追憶一代人的無聊、躁動、夢想和傷感。

　　“我在寫《霧行者》的時候，更多地有一種史詩感。”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想表達一個時代的進程，這個進程跟我們現在是有關系的，哪怕這個脈絡非常幽微。”

　　事實上，路內一直都有意面向時代。他的寫作個人性很強，寫《慈悲》是寫父輩的命運，“追隨三部曲”里則融入了自己的少年往事。但他并不止于此，恰如作家阿乙曾說“路內的作品是從社會和時代里切下來的”。

　　“我從一開始寫《少年巴比倫》就不完全是個人情懷的表達。我已經強烈地感受到了變遷的迅速，大量的工廠拆了、工人新村推了，我曾經急于想要離開的環境一下子消失了，這個時候你會自然地產生對于個體生命經驗的困惑，同時也是對于時代的困惑。這個東西不一定是一種社會學的角度，但是我心目中的所謂的現實主義。”

　　動力

　　也是在這個層面上，對于《山水》的構思，路內覺得自己始終還差了一點。

　　他想在這個作品里講很多東西。他想以汽車為象征物，講中國對現代化的百年渴求；他想借人物師徒、父子的復雜關系，講現代化過程中觀念的變化；他還想講所謂秩序問題——“從清末開始，一直到現在，整個中國歷史經歷過多次秩序的崩潰和重建。這個東西在普通老百姓那里是怎么認知的，在他們的生活中間又是一種什么樣的作用”。

　　只是這些想法都太分散，需要一個貫穿的核心。同時也過于宏大，他不愿讓小說變成歷史的依附：“小說依附于歷史的話，當歷史被抽掉以后，小說也就塌方了。”而且在他看來，真正的歷史小說必須處理政治問題，如果只講歷史的花邊，不能叫作歷史小說。

　　寫完《霧行者》，路內開始重新思考這些有關《山水》的問題。但他發現自己的腦子還困在上一部作品里，整天發蒙。那幾年，他確實寫得太辛苦了，42萬字，從來沒有嘗試過的體量。寫到后半程，他干脆住進了書房，醒了就寫，寫累了就睡，作息亂得一塌糊涂。

　　游蕩的狀態持續了半年，緊接著疫情又來了。“2020年，心情很不好，對整個世界都很擔心。我想不要寫什么《山水》了，寫個愛情小說吧，寫一個男人的成長和衰老，在當下和過去之間建立起某種因果關系。”路內說。

　　于是2021年，《關于告別的一切》也寫出來了。他卻又掉頭回到了《霧行者》，那個故事里還有許多沒放進去的內容，他想再接著寫，當作續集也好，番外也罷，或者完全另起爐灶。結果寫了一半寫不下去，抬頭一看2023年都快過去了，他覺得或許是時候面對《山水》了。

　　“我看了王朔老師的《起初》，非常像那種史詩的東西，但又帶有非常強烈的作者風格，妥妥的一種反史詩的史詩。我覺得這樣很好，我也可以寫一個反向的小說，就寫一個家庭，能夠觸摸到一些歷史的注腳就可以了。”

　　山重水復之后的出路終于找到了。那些最初誕生的分散而宏大的想法并沒有被放棄，只是盡皆歸于人情世故，還是寫人生，還是寫命運，但人生和命運本身已是一種滄桑的軌跡與進程——“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歷史的一種動力”。

　　方向既定，其他問題便也都不再是問題。比如有關故事的講述方式，路內之前也遲疑過，因為時間跨度太長，倘若按照順序，難免頭重腳輕，“重心會往前偏”。于是，他索性打破了線性的敘事，奇數章節話往昔，偶數章節寫近前，兩條線索各自推進，情節反復穿插。

　　“所以《山水》有兩個開頭，第一章是一個開頭，第二章也是一個開頭。寫完兩個開頭之后，我差不多知道這個小說是什么樣子了。”路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修行

　　《山水》交稿之后的這幾個月，路內什么也沒干。他暫時不確定接下來要寫些什么，雖然有那么兩個題目是列在了他的計劃之中的。

　　一個是唐伯虎的故事，他想把故鄉蘇州的彈詞書目《三笑》改成白話，就像張愛玲當年重寫《海上花列傳》一樣；另一個是關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第一代白領，他想寫寫在沒有任何職業經驗的情況下，這些人如何投進了時代洪流里，又怎樣構成了日后社會的一個階層群體。

　　不過他并不著急，也不會給自己提什么要求。他覺得既然過了50歲，應該進入另一種狀態。古話說，人生五十，而知天命，在他看來，文學也一樣。“慢慢地什么都會變得不重要，而只是一種自我修行。”

　　“我在60歲之前還能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寫作狀態，還能再出兩三本，然后可能到60歲就不寫了，干點別的去。還有就是我傾向于寫得再短一點，不要再寫30萬字以上，真的很嚇人的，年紀上去了以后，其實一天寫1000字已經腦力跟不上了。體量的大小確實體現一個作家的能力，但也不是必然的，并不是短了就不好，小說的好壞不以長短作評判。”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甚至他想再過幾年可能去寫短篇，畢竟自己一直也沒好好地處理過這一體裁，這么些年下來，除了那本《十七歲的輕騎兵》，總共就只發表過一次短篇。

　　1998年，做了半年倉管員的路內辭掉了工作，開始“對文學的虛妄的追求”，把遠行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篇5000字的小說，發表在《萌芽》上，拿到200塊錢稿費。那是他的文學首秀。但也是在那之后，他陷入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失語中，再也寫不出新的東西來了。

　　一直挨到2006年，他已經成了一家廣告公司的職員，搬到上海生活。母親從蘇州過來看他，不久卻突發腦梗過世。料理完后事，他很長時間都沉浸在悲傷里，經常會記起從前，想到糖精廠夜晚的顏色和氣味，想到上下班路上的炸雷和大霧。

　　他講給妻子聽，妻子覺得新奇又復述給朋友。后來大家見到他就問，廠子還有什么故事。再后來，他重新撿起了筆，把回憶都變成文字，兩個月時間洋洋灑灑寫出18萬字，然后取了個名字，叫作《少年巴比倫》。

　　轉過年的一個黃昏，他下班回家，從地鐵站出來的時候在報刊亭買了一本《收獲》，翻開一看，《少年巴比倫》密密麻麻印滿了半本雜志。“當時覺得昏了頭。我站在天橋上看了一會兒，這感覺和我以前讀《收獲》上的長篇還真不太一樣，然后我想，應該去報亭再買幾本。”

　　就是從那時開始，路內確定了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作家。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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