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北京要求每個手機叫車軟件都要綁定一個電召平臺,叫車軟件不與電召合作將被叫停。用手機叫車,也將按照“即時叫車每單5元、預約叫車6元”的收費標準支付費用。專家表示,政府的規定實際上是變相的行政許可,過度干預會成為手機打車軟件行業發展的障礙(7月2日《新京報》)。
在自由市場里,即便是有著良善初衷的事情,行政之手一介入,其本身便失去了不少程序正義。畢竟,相比行政約束,市場最需要的是自由的環境。換言之,對于某款叫車軟件好不好,對于出租車服務質量怎么樣,公眾自有“用手機投票”的權利,而且,在這么多叫車軟件競爭的情況下,“叫車軟件”自身也必然會絞盡腦汁提升自己的服務質量,以提高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本可形成必要的良性機制,讓市場調節機制發揮最大的作用。
遺憾的是,行政之手的介入,不僅在程序上缺失正義,而且在效果上也很難預防黑車,很難避免服務質量過差的窘境。畢竟,行政之手能約束的、能想到的辦法,叫車軟件的開發公司,也是能夠想到的,如征信系統的評價、小費等問題。既然統一管理的優勢不那么明顯,為何行政之手要介入市場呢?更何況,統一管理也不是統一收費,統一收費是必須要經過一整套程序的,如此才更契合程序正義本身,可如今政府部門一出手,卻忘記了收費必須經過的程序,無疑是不妥當的。
于叫車軟件而言,還是應讓市場的歸市場、行政的歸行政。畢竟,市場沒有那么不堪,有足夠的自凈能力,因為競爭無處不在,這就意味著“做到最好”是必然選擇。而如果行政之手介入過長,難免會戕害市場的積極性,也會戕害“優勝劣汰”的市場倫理。唯有市場與行政之間的界限明確,良性的社會機制才會形成。于叫車軟件而言,的確應由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行政干預不宜過大。我們不能因為在市場里有蒼蠅和蚊子的存在,便將市場的大門緊閉著。（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