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小哥身陷“算法束縛”等困境怎么破？

　　專家：修訂勞動合同法更有力保障新就業群體合法權益

　　有一群人，每天起早貪黑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他們的工作關乎每個人的吃穿住行。他們伴隨互聯網新業態而生，被譽為城市運行的“毛細血管”。他們就是新就業群體。

　　今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賈宇還就此聯合部分代表遞交了“關于修訂勞動合同法的議案”。

　　上海是我國平臺經濟的領頭羊，近年來以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為代表的新就業群體不斷擴大。他們不僅為城市高效運行作出貢獻，更是成為“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設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走進上海的街頭巷尾，走進快遞站、網約車司機驛站等地，深入了解新就業群體面臨的發展困境和上海破解難題、保障其合法權益的探索實踐。

　　算法束縛

　　去年上海放寬網約車駕駛員戶籍限制后，王師傅從陜西來到上海，考取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以下簡稱“人證”)，又在租車公司租賃了一輛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以下簡稱“車證”)的營運車，開始了“滬漂”之旅。

　　“現在一天要開13至14個小時，每月交完車輛租金，到手只有七八千元。”王師傅掰著手指告訴記者，剛來那陣子認為收入尚可，只要自己再辛苦些收入還會增加，可事實上，到一定水平就漲不了了。

　　“我們還得自己承擔保險，一年要繳兩萬多元，公司雖然推薦了‘眾籌保險’，價格便宜一半多，但出了事故很難理賠成功……”他說。

　　早上7點，徐匯區美羅城外，外賣騎手們拿著各種包裝好的早餐魚貫而出已成為日常。盡管天空飄著細雨，他們卻毫不在意。29歲的是一名海歸留學生，半年前他絕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外賣小哥”。他笑言自己就是電影《逆行人生》中男主角的現實版。

　　小楊一開始注冊的是眾包騎手(無加盟)，由于搶單慢、地理不熟，一天收入僅30元。后來他不得不加盟站點成為專送騎手，接受培訓后收入才有所提高。他坦言：“按單計費雖說多勞多得，但我和很多同行都知道，我們的收入還是和算法有關。”

　　“平臺利用算法控制站點配送量，不允許人效(人效=站點總單量/騎手數)超過35單。”一名某外賣平臺加盟站站長向記者介紹，以專送騎手每單5元至7元，人均每天跑35單為例計算，即使全勤跑滿30天，加上各種獎勵費用，一個月到手收入只有七千多元。

　　“有些專送騎手在熟悉路況和內在竅門后，又會再轉行當眾包騎手，每單雖然只有3元至4元，但單量不受限制，搶到的也多是不用爬樓的近單。”這名站長說，但是算法就像如來神掌，任憑你會七十二變，卻依然被其束縛。

　　維權陷阱

　　不久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二中院)審結一起網約車司機交通事故糾紛上訴案。該案司機背后牽連多家公司，所有公司都以自然人服務合作協議、租車協議等為由意欲撇清與司機存在勞動或勞務關系，以逃避事故賠償責任。

　　上海二中院經審理認為，平臺公司通過網約車平臺算法實現對網約車駕駛員的隱蔽控制，實施一定的監督管理，同時對駕駛員缺失“車證”和“人證”存在未履行資質審查義務的過錯；而網約車司機當時系加盟商招募從事網約車服務，且平時還對網約車駕駛員進行一定的管理與約束。最終，上海二中院判決平臺公司和加盟商對本案交通事故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去年，上海法院審結新業態勞動爭議案件1223件。在司法實踐中，上海法院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努力做好司法保障，破除以連環外包等隱蔽手段規避用人責任的‘障眼法’。”賈宇在遞交全國人大議案前，對此做了廣泛調研。

　　他告訴記者：“許多新就業群體在簽合同時，甚至不清楚甲方是誰，一旦遇到問題就茫然不知所措。司法保障是最后一道防線，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預防和干預其中存在的訴訟風險。”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當前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面臨三大問題。

　　一是少數平臺為擴大經營對“人證”“車證”缺乏審核。“只要有駕照，再交500元押金就行，上路被查由公司擺平。”采訪中一名自稱是“上海網約車人事部”的工作人員對此“大包大攬”，甚至還有租賃公司利用修圖軟件偽造駕齡和車輛性質，讓本無資質的司機和車輛進入市場。發生事故時，因“準入造假”被保險公司拒賠，由此產生大量糾紛。

　　二是合同簽訂陷阱重重，附加了更多“額外責任”。在司法案例中，有平臺與騎手簽訂自然人服務合作協議，約定“造成任何第三方人身財產損害的，由乙方(騎手)承擔全部責任”；還有租車公司與司機簽訂租車協議時，約定每月必須完成的流水金額和在線時長，完不成要上漲租金。

　　三是騎手、司機長期處于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壓力，社保覆蓋卻嚴重不足。一旦出現問題，很難找到合法合理的救濟渠道。

　　上海市君悅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光說，從法律外觀主義和終極平臺最大獲利的經濟角度來看，亟須強化平臺責任，加強對新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為他們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合理、合法合規、健康可持續的職業生態。

　　路在何方

　　“我在騎手App上一鍵報案后，平臺第一時間介入，協助完成職業傷害確認、待遇核定等業務辦理。”騎手小李在送餐途中因意外骨折，不僅順利報銷了醫療費，還在養傷期間領取了生活保障費，小李享受的正是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險(以下簡稱“新職傷”)。據了解，上海自2022年7月1日起，按照國家統一部署將曹操出行、美團、餓了么等7家平臺的就業人員納入“新職傷”試點范圍。

　　“新就業群體的社保中，最為急需的是工傷保險。”華東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李凌云認為，目前試點工作初見成效，可向全行業推廣，同時還要匹配相應的商業保險。“新職傷”可以解決醫療、傷殘和死亡等相關待遇；商業險則解決財產損失(如車損)以及對第三人造成的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失。商業險承擔主體不宜一刀切，可由司機和平臺分別承擔；而對于騎手來講，可實行按單投保。

　　目前，京東、美團等平臺已對外宣布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京東方面表示，會逐步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并承擔個人所需繳納部分；美團方面表示，將制定平衡成本和權益的社保方案，逐步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有網約車平臺推出司機商業養老保障、專屬醫療及意外保障、極端天氣損失誤工保障等舉措。

　　針對算法束縛，李凌云建議，人社部門等應引導平臺企業和新就業群體開展協商達成共識，以勞動者的“看法”來優化平臺“算法”；對于用工亂象，胡光認為，有關部門應加強對平臺的監督治理，嘗試建立責任分擔機制，嚴格防范不合理抽成行為和非法用工亂象。

　　“目前，我國勞動合同法主要針對傳統就業方式，難以適應靈活就業的特點和需求，導致靈活就業人員在勞動報酬、勞動時間、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權益保障不到位。”賈宇建議修訂勞動合同法，進一步保障靈活就業人員勞動報酬、規范工作時間，進一步明確規范社會保險的繳納主體、保障范圍等，通過專門立法統一規范相關權利義務，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基本權益。

　　“要解決新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問題，需要各方攜手，形成共識與合力。”賈宇說，上海作為超大城市，要進一步利用精細化治理的經驗優勢，持續深化制度創新與實踐探索，建立健全靈活就業人員的權益保障機制，力求在重點領域形成關鍵性突破，為新經濟、新業態健康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

　　本報記者 余東明 張海燕

　　本報實習生 張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