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共產黨員參加聯合政府的真實經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當斯大林的演說和論文，在許多人心中還記憶猶新的時候，其塔羅夫的報告，是不能發表的。雖然其塔羅夫（年紀雖輕，卻非常伶俐！）為了他自己的官運，并沒有對莫斯科的領袖們說一句壞話，甚至說到鮑羅庭的時候，僅僅用“某一非中國同志”來代替。

　　譚平山抱怨說他拿廣大的農民運動沒辦法！其塔羅夫的指責是正確的，但也是虛偽的。其塔羅夫知道，正是斯大林決定了譚平山的表現。譚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底，來到莫斯科接受新的指令，并向共產國際全體執委會匯報工作，說他在對付“托洛次基主義者”方面，干得不壞。就是說，對付那些要求退出國民黨藉以組織工農的共產黨員們。斯大林打電報給譚平山，要他約束農民運動，不要惹惱蔣介石和北伐軍里的反動軍官。同時斯大林卻譴責反對派……說我們輕視農民。

　　第八次全體會議，甚至通過了一個特別的決議，題名為“對于托洛次基與伏育維奇兩同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演說之決議：”

　　“托洛次基同志……在全體會議上要求，用蘇維埃的形式，在中國立即確立兩重政權的形勢，并立刻采取打倒左派國民黨政府的路線。這種在形式上（！）極左的（！！），可是在實際上機會主義的（！！！）要求，不過是重復舊的托洛次基主義。托洛次基是要跳過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土地革命階段。”

　　這里，斯大林一班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反托派運動的本質。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和資產階級結盟，反對工人農民起來奪取政權。

　　十二、領袖與群眾

　　所有中國的工人組織，都被莫斯科的“領袖們”利用，去約束、壓制和破壞革命群眾的斗爭。

　　其塔羅夫繼續他的陳述：

　　“原定在武漢開的工會大會一天天地拖延下去，當它終于招開的時候，也沒有做出任何努力，以對反革命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反之，在大會最后的一天，它還決議在國民政府公署之前，舉行群眾游行，目的是表示他們對政府的忠誠。（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警告了他們”。）”

　　洛佐夫斯基這時候出來說話，簡直不知羞恥。他“警告”了中國的工會干部；其實呢，中國的工會干部，就是被他們這號"領袖"的指示弄得昏頭漲腦的。洛佐夫斯基跑到中國去，轉了一圈打道回府，他沒有幫助中國同志分析形勢，預見革命和反革命的發展，沒有做任何對革命有用的事。這個“領袖”從中國回來寫道：“無產階級，在中國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已經變成支配的力量。”（“工人底中國”第六頁）。

　　無產階級，已經被蔣介石的鐵蹄踏在腳下了，洛佐夫斯基還說出這樣的混帳話。他身為赤色職工國際總書記，這樣欺騙全世界的工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正是由于各種不成器的“總書記”的破壞，中國工人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國的工會干部，說那些“懦夫”受到提前警告了，所以后來受到屠殺，也是自作自受。這種"警告"，就是他在武漢的那次演說。在這小小的插話里面，可以看出現在的“共產主義領袖們”保住官位的手段，看出他們以勢壓人的權術，他們為了個人前程，置千百萬人于不顧的卑鄙！

　　革命性群眾運動的力量，確實是無可匹比的。我們已經看見，雖然犯下足足三年的錯誤，1927年春天上海的形勢還是有救的，如果工人不把蔣介石當作解放者，而當作勢不兩立的敵人來"迎接"。更有甚者，甚至在上海政變以后，共產黨仍然有機會在各省加強自己的力量。不過斯大林要他們服從“左派”國民黨。

　　對于武漢國民黨掀起的第二個反革命浪頭中最"輝煌"的一頁，其塔羅夫有如下的敘述：

　　“武漢方面的政變，發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政變是在簡直不可信的情形下發生的。在長沙的軍隊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長沙周圍的農民武裝則有近二萬人。雖然有這樣的優勢，反動軍官還是奪取了政權，槍殺了所有的農民積極分子，解散了一切革命組織，建立了他們的獨裁。這完全因為長沙和武漢領袖們的懦怯，猶疑和退讓的政策所致。農民們聽到了長沙政變的消息，他們便自己準備起來，打算圍攻長沙。這進攻是五月二十二日決定的。農民從各方面調動他們的隊伍，向長沙進發。很明顯，他們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長沙城。可是正當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來一封信，在這封信上，陳獨秀教他們最好避免公開的沖突，把問題轉到武漢來解決（注六）。湖南省委根據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農民武裝退卻，不要向前進展。但是這個命令，沒有送達到某兩個分隊，這兩個分隊，便向長沙進發，結果是被軍隊消滅了。”（記錄三十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