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吳軍凌厲的攻勢下，“漢中王劉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棄城而逃，奔回成都，“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毋庸置疑，劉備、諸葛亮此時對荊州的戰況已基本清楚，只是關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國志·陸遜傳》明確記載宜都失守的時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離關羽被擒還有一個多月。

　　我認為，如果這時劉、諸葛即刻發兵，日夜兼程去營救關羽，或許還有機會，即使未能達到目的，救兵未及趕到，而關羽已遭不幸，劉、諸葛在此事上的處理總算還在情理之中。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連“人謀”也不盡，那又能作何解釋呢？問題是，陳壽所撰的《三國志》及裴注中均無只言片語涉及劉、諸葛商議發兵營救關羽的記載，這當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為近代的國學大師，在《書》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的見解雖然僅是猜測，但確實很有道理，絕非無稽之談。

　　其實，關羽、諸葛亮之間不僅有爭奪權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們對蜀漢爭奪天下的政治與外交主張截然不同。聯吳抗魏是諸葛亮外交戰略的核心，“不交吳，則內掣于吳而北伐不振”（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諸葛亮為“交吳”而嘔心瀝血，成為其一以貫之的外交政策。但關羽卻絲毫不能理解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聯吳抗魏的大政方針上處處與諸葛亮作對。他辱罵孫權為“子”（意指禽獸），還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師滅吳。由此足見，關羽的所作所為完全破壞了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方針。所以，章太炎指出諸葛亮如不除去關羽，則必“將掣撓吾大政”。 （半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