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不是因為它被承認而有意義，恰恰是因為它本身含藏豐厚而有意義。

　　1978年，《今天》雜志誕生。我不確知時隔三十年，我們是否清晰《今天》的意義。在當下緬懷抑或悼念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氛圍的情緒下，很有可能我們以懷念替代了更應抱持的態度。在我看來，單純的懷念與傷逝，有時反倒讓我們錯失更多。

　　上世紀九十年代，墻外一樹好花開，《今天》雜志在海外復刊，同時開辟了一個《今天舊話》欄目，所刊文章亦如其名，多為回憶之作。我猜想，主事者當年未必有多明確的目的，如今卻得感謝當日這一篇篇純是話舊的文章，讓我們知曉歷史原來可以如此新鮮潑辣。

　　現在這些文章匯集成《持燈的使者》一書。打開書，自有股氣場圍攏來。與現下冗漫佻達的懷舊文字不同，書中的作者寫得懇切平正，沒有文藝腔與懷舊氣。他們真是很認真地在回憶昨天，惦念昨天。未必對昨天有多少愛慕難舍，但無一不確知昨天的重要。昨天不是因為它被承認而有意義，恰恰是因為它本身含藏豐厚而有意義。

　　“記得那晚停電，屋里又沒有蠟燭，情急中把煤油爐的罩子取下來，點著油捻權當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鏡子，滿臉的油煙和淚痕。”齊簡想起她初次讀到食指詩歌時的情景。同時，齊簡完好地保存了北島1973年的手稿，我們才知道《回答》的初稿原來是這樣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護心鏡，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銘，在這瘋狂瘋狂的世界里——這就是圣經。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78年底……那天我從西單回到家里，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家里床上桌上，到處是一疊一疊的紙，上面印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哥哥正和幾個人忙著裝訂成冊，他見我疑慮重重，就告訴我，他和幾個朋友一塊兒辦起了一份文學刊物，起名《今天》。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些潛藏在地下多年的詩和小說就要出世了。那天是12月23日。”原來《今天》是這么冒出來的，多虧北島弟弟鄭先的回憶。

　　阿城講到詩人三午，“三午念詩，聲音是顫的。念完之后，總是說‘還有一首’，或‘再念一首’，幾個筆記本翻來翻去，終于找到了，‘這是二十年前寫的，你聽’……”，“好飯好菜與三午是惺惺相惜，用‘烈火干柴’形容男女事，較之三午飲食，顯然不夠分量。”

　　不單是詩人，還有曾經為《今天》冒險工作的人們，譬如徐曉、崔德英，趙一凡。尤其是趙一凡，如果不是集子里的幾篇悼念文字，也許我們將永遠錯失這個人，事實上我們已經錯失了。姓名不彰，腿腳不便，沒有工作，只靠給商務印書館校對書籍維生，卻執著乃至執拗地為《今天》做事。

　　一平在《為了告別的紀念》中這樣寫道:“一凡是個簡單的人，而一凡又是個圣潔的人……從六十年代末，一凡就是北京地下文壇的一個中心。不少人到他那借書，聊天，傳閱作品。對于一些人，一凡是他們的文化啟蒙者，甚至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和生活。一凡又是個收藏家，他幾乎保有全部的紅衛兵小報，還收集知青信件、地下文學、思想文抄……一凡收集的‘文革’資料有數噸之多……一凡死后，這批資料被家中的傭人作為廢紙賣掉了，朋友趕去時已所剩無幾。我至今無法平復對之的悲哀與遺憾。”

　　讀這書，我常覺得當下竟然是極度匱乏“故事”的時代。沒有故事，沒有細節，囂騷龐大，卻也平淺支離。那時，果真是靜，可靜水流深的底下是兀自勃郁的驚人能量。書里這樣的細節與故事還很多很多，他們構成了時代的“肌理”，質感綿密。且這肌理上自“文革”，下延及此后的當代文學，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