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叢書中闡發(fā)了“農(nóng)民戰(zhàn)爭也并非歷史的第一推動力”、“去中原文化中心論”。這在學術(shù)界似乎已經(jīng)是常識，但在公共領域仍少有普及。您怎么看待這種隔閡呢？
郭志坤：我看，這還是宣傳問題。在此，我希望有這樣一種輿論：“提倡史學家寫通俗讀物”、“通俗也是一種學術(shù)活動”、“青年學者更要承擔撰寫通俗讀物的責任”。有了這樣的輿論和氛圍，學術(shù)界中的常識，在公共領域就能普及。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張德文參加了本叢書《魏晉南北朝史》撰寫并專門來信期待早日推出這套叢書。信中說：“在知識大眾化、數(shù)字化的年代，歷史學者不應游離在這個歷史進程之外。個人電腦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微知識的渴求。在此背景下，歷史學者的通俗表述為微知識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積淀和范本。”行文雖然不長，但一語中的，說清了普及歷史知識的重要性。
羊城晚報：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為學者、出版家，在通史修編、出版的過程中，如何兼顧政治觀念與學術(shù)獨立之間的尺度呢？
郭志坤：這實際上是個“古為今用”問題。作為學者、出版人在通史修編、出版過程中對于“存史資政”也是一直考慮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是就歷史而歷史，要把古代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chǎn)用來推動當前社會向前發(fā)展。“歷史是最好的教材”、“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很有借鑒作用。編寫歷史，有個選材問題，哪些該詳哪些該略，這里有個視野問題，也有政治觀念問題。但歷史事實是前提和基礎，這就是學術(shù)獨立。這獨立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不能編造摻假，應該尊重歷史、敬畏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