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八路軍以一二九師七六九團、一一五師六八九團以及曾國華支隊組成“路東縱隊”(即平漢路以東)，由徐向前副師長率領(lǐng)，向冀南平原挺進。

　　當時日寇忙于南下西進，除平漢路沿線臨清、威縣駐有千余名日軍外，其余冀南廣大地區(qū)為“六離會”所把持。

　　“六離會”又名“二坎會”。會眾胸前戴“八卦”圖案的紅兜兜，頭裹紅布巾。參加“六離會”都要舉行儀式:“具有神功的老師父”把用朱砂寫的“發(fā)光明光靈靈光”七個字的黃紙條揉成紙團讓其吞進肚里，說這樣日后可以“刀槍不入、驅(qū)禍避劫”。

　　“六離會”頭目李耀庭“七七”事變后公開投日，大肆鼓吹“入會不當丁”、“家庭、村莊可保不受土匪侵擾劫掠”、“吞符念咒后可刀槍不入”等欺騙農(nóng)民參加。不久，即采用“不入會就抄家、罰款”的手段強迫入會，致使會眾數(shù)量激增。

　　徐向前率部初到冀南后，考慮到“六離會”的成員多是受蒙騙的群眾，不宜單靠武力解決，于是決定一方面對群眾進行政治宣傳；一方面派出談判代表，與“六離會”的組織者協(xié)商解決沖突問題，并未將該會列為武裝打擊的對象。

　　李耀庭卻以為八路軍軟弱可欺，不但聚賭販毒，還提出了“救民不救國”的口號，讓會眾威脅群眾不準參加抗日隊伍，甚至挑起與八路軍的摩擦。5月11日，津浦支隊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參謀黃立祥等從南宮前往山東，行至南宮以東的小屯、張馬附近，遭到“六離會”的無理糾纏。我方官兵據(jù)理力爭，但李耀庭等竟唆使屬下武裝襲擊我津浦支隊，搶走電臺、馬匹，殺害我支隊政委王育民以下20余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張馬事件”。我軍一行42人只有7人突圍。

　　針對“六離會”的猖狂活動，徐向前等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制定了四條措施:(一)主力部隊向南宮附近集結(jié)，動員教育后即向“六離會”活動地區(qū)，進行武裝宣傳。(二)分化瓦解其組織，爭取群眾，進行民族教育，揭破漢奸陰謀。(三)對反動首領(lǐng)堅決鎮(zhèn)壓。(四)散發(fā)告人民群眾書，張貼布告，勿使群眾發(fā)生恐慌。縱隊領(lǐng)導一面向師部報告，一面拘留了李耀庭，并邀請小屯“六離會”會長宋印亭來南宮談判。但宋印亭等人頑固不化，拒絕洽談和交出我被俘人員。八路軍官兵忍無可忍，攻占了小屯，奪回電臺、馬匹，救出幾名被俘的戰(zhàn)士。

　　此時，我軍仍繼續(xù)與“六離會”的頭目聯(lián)系，希望和平解決事端。但“六離會”首腦決心頑抗到底。5月16日，他們命令會眾在南宮東南之張馬、甘狼冢一帶向八路軍進攻，還揚言說要攻打南宮縣城。據(jù)說，會徒們在進攻前都吃寫在黃裱紙上的朱砂符，遂成為“神功附體、刀槍不入”的人。我軍沉著應(yīng)戰(zhàn)，步機槍、迫擊炮一齊開火，連續(xù)打退了“六離會”會眾的幾次沖鋒，最后用騎兵迂回包抄，一舉打垮了他們，還抓獲了一批反動首領(lǐng)。

　　由于我軍有意控制射擊，“六離會”會眾的傷亡不大。但那些“神功”之類的話，卻被當眾揭穿，這對瓦解和爭取“六離會”的會眾起到了積極作用。次日，縱隊領(lǐng)導和我地方政府在孫村召開萬人大會，揭露“六離會”頭目破壞抗日、殘害八路軍的罪行，并宣布取締“六離會”組織。接著，又派出工作隊去各村鎮(zhèn)開展宣傳，動員徒眾只要交出“包袱”(紅布包著的法衣、護身符等)，脫離“六離會”，就可以既往不咎。

　　在強大政治攻勢下，大批受騙會眾覺悟過來。僅兩個多月的時間，“六離會”組織即土崩瓦解，很多會眾還積極報名參加抗日自衛(wèi)隊，南宮、冀縣，棗強、衡水地區(qū)的抗日武裝力量，連成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