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同盟”冀中支部支部長田中實原是日軍駐深縣的小隊長，在百團大戰中重傷被俘，經過我軍的感化教育，成為“反戰同盟”的骨干成員。1943年5月，田中實原不幸在河北唐縣豆腐村被俘，被日軍押送到北平，由岡村寧次親自審訊。田中大義凜然，英勇不屈，慷慨就義。

　　“反戰同盟”魯中支部支部長金野博經常同我武工隊一起深入敵占區開展工作。1945年春，他在日照縣付瞳一帶被捕，面對敵人的刑訊英勇不屈：“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軍去。”一直到他被敵殺害，其隨武工隊活動期間住過的10多家“親戚戶”沒有一戶暴露受害，他接過頭的敵偽軍關系，沒有一個人被供出受牽連。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共有36名日本“反戰同盟”成員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英勇事跡和犧牲精神至今在中華大地傳揚。

　　八路軍在飲食上優待日軍戰俘

　　俘虜學校的奇跡

　　1944年10月21日，美國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飛抵延安，考察八路軍的宣傳原則和藝術，特別是對日本俘虜的教育方式，以作為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對待日本俘虜的借鑒。

　　他們逗留了近兩個月，發現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所接觸的學員個個歡聲笑語，與在重慶見到的那些身戴鐐銬、表情麻木的日軍俘虜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事后，埃默森總結了延安模式的5點成功經驗，其中特別指出：“日本工農學校的教育是促成他們轉變的決定因素。”

　　在戰爭中為俘虜辦學校，在世界戰爭史上聞所未聞，而中國共產黨與他領導的革命軍隊就辦了一所這樣的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他們是怎樣創造這一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的呢？

　　1940年3月，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袖野坂參三來到延安。當年10月，野坂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的學校以教育改造日軍戰俘。

　　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校址選在寶塔山下，與陜甘寧邊區政府和抗日軍政大學為鄰。野坂參三化名岡野進，中文名林哲，親自出任校長。經過半年多籌備，學校于1941年5月5日正式開學。

　　原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學校副校長趙安博后來回憶：“開學典禮上，朱德總司令、總政副主任傅鐘、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會長馮文彬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日本工農學校的開學典禮并致了賀辭，勉勵學員們要努力學習，成為反對侵略戰爭的志士。”“學員人數變化不定，隨來隨學，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到抗戰勝利前夕，隨著敵軍工作的開展，日軍愿意繳槍投降以致主動投誠的人數不斷增多，學員最多時有六七十人。日本工農學校成立3年多，來校學習過的日俘學員總計約有三四百人。”

　　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1個月的嚴格審查，了解學習意愿，考察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即在預科學習兩個月，后轉入本科學習10個月。從1943年秋季起，根據學員年齡、閱歷、文化程度和政治水準的差異，將學員分編為A、B、C三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質量。針對學員們曾長期蒙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情況，開設了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等課程，并定期舉辦討論會、讀書會，尤以“星期一討論會”規模最大，討論的問題也較為廣泛，涉及“日本軍隊的內幕”“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的比較”“日本法西斯給人民帶來些什么”“日本軍部和財閥為什么要發動這場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誰有利”等，此外還舉辦“二萬五千里長征報告會”“日軍暴行座談會”等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