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6月2日電　記者手記｜當學生追問戰爭起因，日本教科書卻在刪改答案

  新華社記者李子越　李光正

  今年4月起，日本全國初中陸續啟用新版教材。新教材反映日本政府近年的教科書審定政策，其中對戰爭敘述方式的變化引發日本社會有識之士不安與批判。5月31日，日本民間團體在東京舉行“戰后80年，歷史教科書如何記述戰爭”主題研討會，探討戰后80年日本歷史教育的應有之義。

  “老師，我想弄明白，之前那些戰爭是怎么爆發的？”研討會主辦方“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絡21世紀”事務局長糀谷陽子分享了多年來一直縈繞在她心間的一次提問。糀谷曾是一名中學教師，當時一名女學生在歷史課后向她提出了這個問題。

  “長期以來，我們的課堂一直在講日本在戰爭中的受害情況，但也許忽略了更重要的問題——戰爭為何發生，日本是如何走上這條路的？”糀谷說。

  “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絡21世紀”長期關注日本教材審定與戰爭歷史的記敘問題。當天的研討會上，教材編寫者和研究者以及曾經的一線教師對比了不同出版社的日本歷史教科書記敘方式。

  糀谷說：“此前我們主要批評育鵬社、自由社、令和書籍這些出版社的極端右傾教材，這次我們試著比較了其他‘相對安全’的教科書，但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記敘變化。”

  記者查閱主辦方制作的教材對比資料時發現，目前在日本初中采用率最高的東京書籍和帝國書院兩大出版社（合計覆蓋率近80%）所編教材，在戰爭加害責任的記敘上存在明顯弱化。例如，在談到南京大屠殺的相關章節中，帝國書院出版社使用“南京事件”一詞，寫道“在南京，除了士兵，還有很多平民被殺”，并沒有明確指出加害者身份；東京書籍出版社雖在腳注中提及“南京大屠殺”這一說法，但兩者均稱“受害人數尚無定論，仍在研究中”。

  有關“慰安婦”問題，上述兩家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婦”一詞，僅以被占領地區女性“受到動員”“在戰地被迫工作”等措辭帶過，絲毫不涉及她們充當日軍“性奴隸”的本質，也未說明其中的制度性強制背景。

  “我讀完的第一感受是，他們試圖以某種方式，將‘慰安婦’的實際情況隱藏在模糊的表述中。”糀谷說。

  這一刪改傾向與近年來日本政府的教科書審定政策密切相關。2021年，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會議決定，將“從軍慰安婦”等表述認定為“不恰當的教科書用語”。文部科學省隨后要求修改相關教材，甚至包括已發放的教材。相關方針延續至今，持續影響著日本歷史教科書中關于戰爭責任、歷史事實的表述。

  糀谷還指出，日本歷史教科書在結構安排上的“心思”同樣值得警惕：“當前多數教材將1931年至1945年的‘日中戰爭’與1941年爆發的‘太平洋戰爭’人為割裂，中間插入二戰章節，使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整體脈絡被切斷。這種寫法會讓人覺得，日本是在某種國際局勢下被動應戰。”

  圍繞歷史教科書的上述動向引發一些日本歷史教育界人士的擔憂。歷史教育者協議會前委員長石山久男指出，近年來右翼陣營的策略已發生轉變，從原先推動極端右傾教材“擴大采用”，轉向推動所有教科書整體右傾，這是當前教科書問題的核心所在。

  石山告訴記者，隨著戰爭親歷者陸續離世，戰爭的真實記憶正在慢慢淡去，“許多日本人對戰爭缺乏具體而清晰的認識，甚至有人覺得戰爭沒什么大不了”。

  曾在埼玉縣一所中學任教的芳賀和夫告訴記者，以前的教材會明確寫“日本侵略中國”，但如今這些表述都被“滿洲事變”或“日中戰爭”等說法取代。“這是在模糊戰爭的本質。”

  在他看來，歷史教育不能回避沉重的事實。以南京大屠殺為例，盡管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頻頻鼓吹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說法，但歷史學界已有充分研究成果，確認發生過大量平民和戰俘被殺害的事實。“教材應當反映這樣的歷史研究成果，課堂教學當然也應如此。”

  “如果孩子們不了解戰爭發生的過程，就無法對現實抱有危機感。”糀谷說，她希望學生能在課堂上與歷史相遇，通過理解戰爭的起因，學會以歷史的眼光審視現實。

  歷史未必會重演，但遺忘歷史的代價往往是沉重的。在二戰結束80年后的今天，如何面對過去、思考現在、守護未來，依然是擺在日本社會面前的一道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