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面推行住房改革是從1998年開始的，《物權法》起草時，認為今天就來回答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并不妥當，很多事情都難預測。何況，該不該收費等問題跟許多配套制度都是密切關聯的，比如開征房產稅。”王軼說，“但是，《物權法》貫徹的一個政策是‘國不與民爭利’。”

　　許多法學家認為，對于老百姓，有關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后的細則規定越晚出臺越好，因為如果現在就出臺細則，立法者往往只能在當下的法律框架下制定。“不要忽視地方政府對立法的影響力。”王軼說。

　　剛剛通過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就受到了來自地方政府的巨大壓力。地方政府通過各種不同渠道發聲。“比如給一些教授寫信等，而且地方官員很多都是人大代表，全國人大的座談會，都會有地方政府參加。”

　　現在，地方仍然沒有擺脫土地財政，在不減少地方政府事權的情況下，出臺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后的細則規定，恐怕會導致事與愿違的狀況。“五六十年之后，我們相信地方政府不應該再依賴土地財政了。”王軼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