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戶籍改革有助挽回人口紅利

　　如果我們希望通過工資上漲來改善收入分配，也希望企業有機會進行必要的產業結構調整，以保證這種改善是可持續的，那么用戶籍制度改革來拉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漲工資的效果是一樣，而且這個轉移的過程還能帶來資源配置和效率提高

　　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的減少，中國勞動力供給的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政府和企業今后將不得不面對勞動力短缺成為常態的現實。

　　如何進一步穩定農民工的就業、提高他們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如何進一步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等等都成為新一屆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時必須破解的難題。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學家，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對于提升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當前應盡快出臺戶籍制度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3月1日兩會前夕，百忙之中的蔡昉在社科院辦公室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人口紅利正在喪失

　　第一財經日報：最近備受關注的一條新聞是國家統計局稱2012年59歲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絕對數的下降，這表明中國的人口結構出現了什么變化，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又意味著什么？

　　蔡昉：國際上一般將15到64歲作為勞動年齡人口，這是勞動力的基礎。中國把范圍縮小為15到59歲也是合適的，因為中國退休年齡基數是60歲，女性會有所提前，擁有較高職稱會有所推后，而且由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年齡在60歲上下會大幅下降，也難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國家統計局宣布去年這個勞動年齡段人口減少了345萬，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絕對增長也是負數了。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依靠人口紅利，直接表現為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人口撫養比下降。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而人口撫養比上升，說明人口紅利正在喪失。

　　人口紅利的喪失這幾年表現為勞動力短缺現象、招工難現象，低端勞動力工資提高較快，產品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比較快，勞動密集型產業有一部分正在喪失比較優勢，這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會有非常強烈的影響，也意味著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任務空前迫切。

　　日報：有學者的研究顯示，中國的人口結構曲線向后推30年，與日本的曲線幾乎重合，日本的經驗對中國有什么借鑒意義？

　　蔡昉：各個國家人口轉變的軌跡都是相似的，只是有的快有的慢。日本相對于早期的發達國家來說，它的人口轉變更快，它喪失人口紅利更快，老齡化速度更快，老齡化程度也更高。

　　但相比于日本，中國人口紅利喪失的速度更快。舉個例子，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有兩個轉折點，一個是劉易斯轉折點，一個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喪失人口紅利的轉折點。

　　劉易斯轉折點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現象，如果企業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這與典型的二元經濟完全不一樣了。日本是1960年左右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到1990年才進入第二個轉折點，勞動年齡人口不增長，人口撫養比上升，逐漸喪失比較優勢。日本在這兩點之間經歷了30年的時間，足夠使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越到高收入國家。

　　而對中國來說，首現民工荒是2004年，這可以看做是劉易斯轉折點，接著2012年就出現勞動年齡的人口下降，這兩個轉折點之間相隔的時間非常短。今后再走下去我們老齡化的軌跡會和其他比較早的發達國家很相似，但速度會比他們快得多，未富先老的特征非常明顯，這對于我們的挑戰非常大。

　　日報：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