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高信先生您好！看到您身體和精神這么好，我們很高興。您是商洛市僅有的把作家和學者集于一身的前輩，寫作治學幾十年，至今仍時時有作品發表在國內大報大刊發表，而且每年都有著作出版，真可謂文壇長青之樹，令人欽佩羨慕。您能告訴我們，您是怎樣走上文學之路的嗎？據我所知，你們那個年代業余文學青年，動輒會被扣上成名成家，清高驕傲，不務正業之類的大帽子，是這樣的嗎？
　　高信：我走上文學道路，大概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初，有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說起來荒唐：自覺上路的原因是賭氣。五十年代初中讀書時熱衷的是畫畫，也還真畫出了門道，1958年在縣上美展獲得過一等獎，1959年就在北京的雜志上發表過漫畫組畫。到了高中，沒有美術課，家庭又困難，畫興大減，后來干脆金盆洗手，不畫了。(參加銀行工作和在"文革"中又畫過一陣)，就學寫文章，在地方報紙上刊發，1961年還寫了一本書稿《魯迅先生的小故事》，而且寄了出去。出版社回信說紙張缺乏，暫不考慮，你還年輕，希望你繼續努力云云。那年頭，紙張的確缺乏，書籍都用粗黑紙，《商洛日報》不是就用又粗又藍的再生紙印嘛！現在，有時翻出那本"書"看看，想想，不禁莞爾，太幼稚了啊！絕對是質量不行，二十歲的山里學生，著什么書呢？不過，當時還是很爽，對寫作也不迷信了，心里說，只要如編輯老師教導的那樣"繼續努力"，當作家又有何難？
　　1963年8月，我婚后不幾天，去延安住了十多天，歸來寫成一本散文《延安游記》。起因是看到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剛出版的艾煊的《太湖游記》，文字不錯，還有費新我先生的鉛筆插圖，更得我心。興趣驅使，就寫了這本散文，而且是自寫自畫。次年進入柞水縣人民銀行后，就把稿子投給上海了。不久，收到來信，又夸獎又鼓勵，還寄來一大包新書。信上說，出版與否，還需時間才能決定，請等待通知云云。雖然沒有說一定出版，但潛臺詞巳經清楚。22歲的年輕人那個高興啊，手拿回信，何止"今夜無眠"！
　　幾天后，縣委組織部一位年輕人告訴我，上海來信說，你寫了一本書，他們要出版，征求組織部的意見。組織部不認識你，就把信轉給銀行，讓銀行給寫封回信。這大小也是個機密，我當然故作不知，不能問銀行，只能等上海的通知。不久，通知來了，稿也退回，說是稿子加工量很大，你巳參加工作，恐怕難以補充完善，希望做好本職工作，再利用業余時問寫作等。兜頭一盆冷水的味道，這次是嘗到了。但不能講，啞巴吃黃蓮。也才知道，業余寫作者發表作品的命運，是掌握在單位領導的手里。要寫作么，就得和掌握你命運的領導拉好關系。這，我是作不到了，一箭，而且是暗箭之仇，能忍么？從此，鐵了心：銀行那點業務捎帶著就完成了，我就要走文學之路，寫出個名堂，偏要氣一氣射我暗箭的領導同志。這段創深痛巨經歷，像刀刻一樣刻進我的靈魂，甚至影響了我的性格，決定了我的宿命。前年寫了《小城書緣》一文，收集在岳麓版的《我的書緣》中。中華書局《書情書色》一書，作為一條作家軼聞收入其中。
　　你說的"成名成家，清高驕傲，不務正業"之類的大帽子，在當年是小菜一碟。還有更要命的帽子如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一遇運動，遭殃的往往是那些有理想，有追求，不通世故，青澀單純的年輕人。過去常說"極左"路線，其實"極左"路線不可怕，可怕的是土皇上的挾私陷害，包括妒賢嫉能，不許冒尖。如魯迅說的那樣，猴子都用四條腿走路，一只要兩只腳走，要站起來，領頭的說，這不行，我都在爬，你卻要站。這不就是冒尖，就是清高，驕傲，就是另類，就是脫離群眾么？于是，領頭的出謀，積極分子帶頭，群起而咬：咬死拉倒。從此，大家都爬下，四條腿走路，皆大歡喜，興高彩烈。猴子至今站不起來，仍四條腿走路，你知道多少猴子為站起來走路，付出過多少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