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法國

　　1919年“五四”前后，到歐洲留學在中國蔚然成風。歐洲受戰(zhàn)事影響經濟衰敗，物價不高，因此，只要是考取官費或者家里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中國學子都愿選擇留洋。與徐悲鴻和蔣碧微同船的大多數(shù)是中國留學生。當他們經過一個多月的航行，于5月10日渡過海峽，隨后轉車趕往巴黎的時候，還不知道國內已經發(fā)生了在中國歷史上意義尤為重要的“五四”青年運動。“五四”精神的影響也在悄然向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群體蔓延。

　　設在巴黎的華法教育會為剛抵達的留學生安排了住處，有歐戰(zhàn)前到法國留學的學長接待他們。轉赴其他城鎮(zhèn)的學生在旅館休息了一天就由招待人員接走了，剩下留在巴黎的學生大多被安置在拉丁區(qū)巴黎大學周邊專供學生租住的旅館。

　　“每一房間的床頭柜里，總有一只瓷器的溺盆，洗得干干凈凈，一塵不染。有一位同學肚子餓，出去買了面包回來，因為找不到容器存放，見床頭柜里有一只潔白的瓷盆，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便拿出來盛放面包，逢人就端著請客，惹得大家掩口葫蘆，笑痛了肚皮。”

　　這樣的笑話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許不至于這么夸張，但在那個沒有網絡、沒有電視的時代，從自己打小兒就習慣了的家鄉(xiāng)驟然陷入到歐洲的西式生活環(huán)境，沖擊感一定比我們這個時代的留學生強烈得多。

　　抵達法國后，蔣碧微在家埋頭補習法文，徐悲鴻則每日到各處博物館看畫。巴黎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六十多個，它們成了徐悲鴻入學前最好的補習班。徐悲鴻在1930年所寫的《悲鴻自述》一文中這樣回憶道：“吾居國內，以畫謀生，非遂能畫也。且時作中國畫，體物不精；而手放軼，動不中繩，如無韁之馬，難以控制。于是悉心研究觀古人所作，絕不作畫者數(shù)月，然后漸漸習描。入朱利安畫院，初甚困。兩月余，手方就范，遂往試巴黎美術學校。”從徐悲鴻的親筆描述中，我們可以想象初到法國的他考學壓力有多大，而他又為何會如饑似渴地去參觀各類美術展覽。

　　1920年春，巴黎國立美術學校錄取了100名新生，徐悲鴻名列第十四。此時，自他剛開始在朱利安畫院補習西方繪畫技法還不到三個月。從小僅僅跟著鄉(xiāng)村畫師的父親學過中國繪畫，而從沒有系統(tǒng)進行西洋繪畫技巧訓練的徐悲鴻居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跨越巨大的文化鴻溝，正如他初入上海，以零基礎補習法文考上震旦大學那樣，他在法國再次創(chuàng)造了奇跡。

　　徐悲鴻雖然沒有系統(tǒng)學習過西洋繪畫技巧，但從小其父徐達章總是教誨他學畫要注意觀察，還經常帶他寫生、臨摹，畫他的父母、兄弟、鄰居甚至路邊的乞丐。而最令他受益的是每天臨摹一幅吳友如的人物畫，這可以說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童子功”。

　　吳友如是清代末期最著名的插圖畫家，能在尺幅之中描繪亭臺樓閣、鳥獸蟲魚、奇花異卉，乃至千軍萬馬。他如同一位未曾謀面的啟蒙老師一般，為徐悲鴻后來超強的臨摹功力打下了堅實基礎。不過，吳友如的這些插畫屬于中國古代“白畫”，造型靠的是“白描”，主要手法是“線條”，以輪廓為主，有的略用淡墨渲染，以表現(xiàn)其立體感，它與西洋素描使用鉛筆、炭筆繪畫，講究“塊面”的手法完全不一樣。

　　從現(xiàn)存的徐悲鴻素描作品來看，他剛開始畫素描時，線條還比較粗，塊面的疏密也不夠勻稱，但卻不失雄奇、生動，可謂靈性十足。而后他的素描日臻成熟，漸漸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考上巴黎國立美術學校也是徐悲鴻為踐行改良中國畫的理想邁出的第一步。（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