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作家藝術家生存于這個時代，這個時代就決定了我們的品種和命運，只有去記錄去表達這個時代。以我個人而言，我想，我雖能關注，觀察這個身處的社會，我不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我開不了藥方，我難以成為英雄，我也寫不出史詩，我僅能盡力地以史的筆法去寫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

　　晨報記者 劉婷

　　論壇上，烏爾里希·雅內茨基認為，全球化不僅改變了德語作家們的地圖，也同樣改變了中文作家的地圖。盡管不同國家間存在邊界，幸而那些價值卓絕的翻譯作品使作家們的文本流轉于世界各地。中國作家們在歐洲的重新被發現正在進行，這一現象的推動力首先歸功于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中國作家莫言。正如莫言所表示的，面對瞬息萬變信息爆炸的時代，作家需要有點定力。

　　責任

　　歷史一不遺忘，二要寬容

　　莫言以講故事的方式開始了他的表達。對于社會與歷史的思考，他說道，共同遵守規定，全球才會有好天氣。他回憶起他1987年第一次去德國訪問的情景，一件事是在東柏林，那時柏林墻還高高聳立，他們感嘆這個墻的堅固。過了幾年，第二次去德國，柏林墻已經蕩然無存，據說只在某個地方保留了很短的一部分。當年興建時，唯恐它倒掉，但無論多堅固的墻，人想推倒也會推倒。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個老太太拿著雨傘在他前面，忽然她一轉身雨傘一甩，雨傘銳利的尖頭碰到他的眼角，眼淚和鮮血同時流下來。只見那位老太太滿臉是汗，兩眼流淚，渾身顫抖連聲道歉。莫言要走了老太太還跟在后頭道歉，弄得他很不好意思。當時同行的人說可以起訴她，莫言卻覺得，“傷害”了他的老太太內心的痛苦遠比他眼角的痛苦要深。一個人無意中傷害到別人時，內心的痛苦不會亞于被傷害的人。“我們確實應該寬容無意中傷害別人的人。同行作家還開玩笑，幸虧你眼睛小。所以事物都有兩面。”

　　莫言還說道：“還有一件事，當時德方請了好幾個學中文的女孩子，其中一個叫漢娜，她帶我們到漢堡的家里做客。她父親是位白發老人，漢娜給我展示她父親一個小小的鐵皮鼓。我們知道了漢娜父親是納粹當年童子軍一員。然而他看上去是那么好的一個老人，在家做園丁、熱情招待我們。慈祥的、勤勞的老人如何與納粹鐵皮鼓聯系在一起呢？這就是歷史。這讓我們認識到應該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在特殊環境下，很多有嚴密思維、很高智商的人也未必不會隨波逐流，未必不會干為后人所詬病的事。歷史一不能遺忘，二應該寬容、原諒。”

　　作家在寫作中要“無黨無派”

　　對于全球化時代作家的責任，莫言表示，許多事件在創作中奠定了一顆顆種子。全球化講了很多年，它很像一種福音，人和人交流更便利。但似乎也是一種噩夢，很多東西變得統一、標準化。文學、藝術如果標準化很可怕，在這個時代，如何保持文學藝術語言獨立的個性，是各國作家、學者、人們面臨的課題。一方面我們歡呼全球化，一方面我們抵制全球化，看你站在哪個角度、立場上。

　　無論什么時代，作家都要有堅持自己立場的勇氣。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黨有派”，但在寫作中要做到無黨無派。生活中的政治觀點不能原封不動地搬到你的小說里，其他的藝術作品里，寫作要客觀、有高度。不能因為你自己的觀點與你描寫的人物觀點不一致，就刻意貶低你的人物，偉大的作品不應該有這樣的缺陷。

　　社會向上的力量作家不應忽視

　　無論什么樣的時代，作家都應該是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批評者和黑暗人性的剖析者。但作家也應該是社會變革與進步、人性善良與美好的發現者。人類之所以能比較健康地延續，因為人群中、社會中有正常的積極向上的力量，這樣一種力量作家也不應該忽視。無論在什么時代，作家都是社會成員的一分子，不應該有高人一等的念頭。應該與老百姓平起平坐，是其中一員。作家不能認為自己有資格成為群眾的代言人，這樣說可能太絕對，可能有作家有能力代表群眾講話。但如果作家自己的生活經驗具有某種普遍意義，作家從自我出發的創作，也許會幸運地表達出群眾共同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