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這是一份主要從政治的角度對徐悲鴻的評估，大致把他定義為：沒有堅定的或明確的政治主張或立場，藝術至上，與國民黨高層有很多往來并因此受到過重用，為人有固執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將費時很多。總之，這是一份對他不甚信任、疑慮重重的評價。

　　這份材料中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名詞“軍管會”，這是1949年2-4月北平軍事管制時期的專屬詞匯，為負責接收北平各機構的組織。其中，對文化、教育機構的接管，共產黨人反復強調“要慎重”、要“慢”(“表面慢實際穩”的方針)，以團結為主，既要防止“左”也要防止“右”。但主管領導葉劍英也毫不隱晦地說，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明智之舉，只不過是一個過渡，并借用列寧的話“妥協的形式，消滅的內容”作為詮釋，認為所謂消滅有兩種方法，一是武力解決，一是民主改編(即“性質上的改變”也是“一種消滅”)。他認為這些被接收的人員不一定可靠，共產黨人也不可能和他們長期共處，而是“應該在這個期間逐漸地全面切實控制這些機關”。這些被接管的人員必須經過長期改造，沒有問題的可以重新任命，所以，接下來“大批地訓練改造舊知識分子、舊職員，已經成為目前我們黨極其嚴重的任務了”。同時，他要求接管人員“不要隨便講話，一般干部先少去，要盡量精干，其余的人先住著，開訓練班，俟舊人員逐漸由辭職調走，慢慢將我們干部放進去，最后達到完全控制”。

　　而具體到對大專院校的接收則是：軍管代表有長期與短期之分，如果舊人員經過一定時期的考察，表現不錯，代表便撤回，而且“將在今后相當時期內繼續這種形式”；如果代表在管理方法上有了很好的學習，真正已經充分熟悉業務了，比舊人員做得好，而且有了研究，確有心得，在工作中青出于藍勝于藍，那么就正式任命為主官(經過一個多月的摸索，有些已經正式任命)。也就是說，能換成軍代表就盡量換，換不成，則將就那些經過了一定改造的、態度和表現較好的舊人員，但從后來的事實來看，這些舊人員大多遲早是要被換掉的。

　　與北平藝專類似的學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開負責人及員生工警代表會，由軍管代表宣布接管方針、政策，征詢他們的意見。接著開全體大會，宣布正式接管，講解方針、政策，接管以后，其人員生活、業務即統由軍管會處理，并酌留軍管代表或聯絡員駐于該處，到正式移交管理機構接收為止。負責接管的人員為軍管代表及聯絡員，軍管代表代表軍管會，負責接管對象的人事、業務、生活諸方面的管理，包括向接管機關及原負責人宣布政策要點和接管命令，向全體人員說明接管辦法，審核舊人員之去留，監督原主管人員繼續進行工作，并在發布命令與檔上副署，調查研究本單位情況和熟悉業務；聯絡員負責了解情況向上反映，幫助軍管代表執行具體工作。人選都是事先審慎配備的，并且都采取小組制度，各單位均配備三人以上的代表組與聯絡組。聯絡組一般常駐接管的學校，代表組看各學校具體情況決定派駐與否。除了取消訓導處外，一般學校一律以留用為原則，一面通過地下黨與進步群眾及派駐的聯絡員實地進行調查，對各學校的各種人事關系、各人員的政治面貌、學識技能、群眾影響都進行大體的了解，即要把“縱的系統接收和橫的檢查結合起來”。國立北平藝專的“綜合材料整理”應該就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做出的。

　　除了人事，對于課程的改革，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們深知課程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將舊制的課程分為三類，分別對待：內容反動的(反共反人民的)必須根本否定；內容基本可以采用，但其思想體系、思想方法和教學方法屬于資產階級系統，理論和實踐有若干脫節的，將來必須加以改造或改良，這主要指理、工、農、醫、鐵路等院系，但一時還無暇解決這個問題；課程內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間的，為文學、教育、經濟、地理、藝術等，這些課程或則部分暫時尚可以采用，或則某些方法技術暫時尚可采用，須批判地分別處理。針對當時的情況，在課程內容方面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所謂“抓緊思想上領導”，即“組織一批黨員和進步人士，有限地規定題目”，在各大學進行學術講演，內容就是唯物史觀和新民主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