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遺址出土的銘文瓦當。
河泊所遺址發(fā)掘區(qū)俯瞰圖。
考古人員在現(xiàn)場清理土方。
以上圖片均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 蔣志龍在整理出土瓦片。
以上圖片均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隊組建于2014年，主要工作是系統(tǒng)開展對石寨山古墓群大遺址的考古工作，主要目標為廓清遺址范圍、揭示遺址布局與功能分區(qū)、建立遺址編年體系、解讀出土文物背后的歷史文化信息，以及推動古滇文化與西南邊疆歷史研究等相關工作。目前，工作隊基本確定漢代益州郡城址的大致布局，出土了“滇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一批與古滇國、益州郡有關的官印封泥，發(fā)現(xiàn)大量有字簡牘及有“益州”字樣的銘文瓦當?shù)戎匾獙嵨铩?025年4月，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
——編 者
滇池南岸，考古人員半弓著身子，將洛陽鏟用力插入土中，深深旋轉，再拔出，一截帶著細密紋路的泥土芯被帶出……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qū)河泊所遺址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考古工作隊的工作人員正在現(xiàn)場勘探，新暴露的土層與周圍的泥土形成鮮明對比。
河泊所遺址是商周至漢晉時期云南規(guī)模最大、文化內涵極為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近年來，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迎來重大突破，一系列重要發(fā)現(xiàn)為探尋古滇國與漢代益州郡的歷史提供了關鍵證據(jù)，揭示了西南邊疆從多元到一體的發(fā)展歷程。
從石寨山到河泊所
近30年探尋，古滇聚落初現(xiàn)
一場大雨，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遺址被地下水漫了個透。蔣志龍打開抽水泵電閘，水位緩緩下降，經過2000多年時光沉淀的古滇聚落，便這樣隨著水位退去，一點點顯露出真容。
“我已經找了它快3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隊負責人蔣志龍心里始終有著這個執(zhí)念。
想要研究河泊所遺址，話題離不開石寨山。1956年，滇池南岸的晉寧石寨山古墓群迎來重大發(fā)現(xiàn)——“滇王之印”出土。“總算有實物證明了司馬遷寫的古滇國是真的。”蔣志龍說。
1996年，蔣志龍被單位指派負責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搶救性發(fā)掘工作。蹲在墓坑里清理那些散落的青銅殘片時，他總在想：“墓葬的主人曾經生活在哪兒？”
要證明一個“古國”真實存在，發(fā)現(xiàn)墓葬只是其中一個環(huán)節(jié)。“只有找到他們生活的痕跡，比如城池、道路遺存、村落痕跡，才能觀察到一個更為完整的古代社會。”蔣志龍說。
大觀樓長聯(lián)里“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的描述，讓蔣志龍和團隊一度推測，古滇聚落或許藏在滇池南岸的山頂或山腰部位。可他們搜尋多年，卻連半點聚落的痕跡都沒找到。
從2014年開始，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隊對滇池南岸進行了大范圍的考古調查，展開對滇池沉積物的系統(tǒng)采樣分析，終于撥開了迷霧：石寨山遺址周邊的壩區(qū)地下，堆積表現(xiàn)為眾多的“水域—臺地”相間分布，顯示出具備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間架構格局。循著這一關鍵線索，蔣志龍把目光鎖定在距石寨山僅700米的河泊所。
2016—2017年，河泊所遺址發(fā)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發(fā)現(xiàn)了“滇文化”和比“滇文化”時代更早的聚落遺址。“研究發(fā)現(xiàn)，漢代時期人們生活的地面比現(xiàn)今滇池水面還要低3到4米，表明那個時期的滇池周邊陸地面積比現(xiàn)今要大得多。”蔣志龍說。
主干道與城市分區(qū)共現(xiàn)
揭秘河泊所遺址“一址雙城”身份
工作初期，隊員們發(fā)現(xiàn)遺址內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堆積形態(tài)——一種是臺地，另一種是淤泥，也就是水域。
隨著勘探范圍擴大，更多的臺地和水域被發(fā)現(xiàn)。臺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積，但僅靠考古鉆探無法確定這些臺地是普通聚居點還是承載特殊功能的重要區(qū)域。
蔣志龍帶領隊員們開啟了臺地發(fā)掘工作。由于遺址緊鄰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隊員們必須先在探方周邊挖掘降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動工。頂著烈日，他們蹲在地上一點點剝離表層泥土，一條東西走向的古道顯露出它原本的模樣：最窄處4米，最寬處12米，路面上保留有車轍印。
“道路經過多次鋪墊，兩側挖有排水路溝。土層中摻雜的陶片、碎螺殼和瓦礫讓路面更堅硬密實。”負責清理的隊員賈鵬指著剖面清晰的5層土層介紹。
通過對路面采集土樣的測年分析，隊員們初步確定道路年代為西漢至魏晉。“目前探明總長約300米，從出土的箭鏃、劍、蓋弓帽來看，這可能是當時的城市主干道。”賈鵬說。
解剖道路附近的地層和遺跡后，建筑區(qū)的輪廓逐漸清晰。北側的漢代高臺建筑尤為引人注目：臺基高約1米，面積達1400余平方米，用黃土與螺殼分層鋪筑——上下層為黃土，中間夾螺殼堆積，推測螺殼用于加固、滲水與防潮。散水、柱礎石、柱洞等遺跡在小鏟下現(xiàn)出真身。“這樣的大型高臺建筑明顯帶有官方屬性，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修建。”蔣志龍說。
在河泊所遺址西區(qū)，隊員們清理出居住區(qū)、祭祀?yún)^(qū)、手工業(yè)區(qū)等功能分區(qū)，表明這一地區(qū)可能為古滇國的都城。在河泊所遺址東區(qū)，遺址中清理出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內的大量官印封泥和“益州太守府以郵行”等大量簡牘，出土70余噸筒瓦、瓦當?shù)冉ㄖ牧希渲杏小耙嬷荨弊謽拥你懳耐弋數(shù)龋瑸檫z址性質提供了關鍵佐證。
車水馬龍的主干道、官方屬性的高臺建筑、標記信息的瓦當、功能完備的城市分區(qū)，這些發(fā)現(xiàn)最終揭開了遺址塵封千年的雙重身份。蔣志龍說：“這里極有可能是古滇國都邑，而遺址核心區(qū)東部，正是漢代益州郡的城址所在。”
封泥簡牘接連出土
還原漢朝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細節(jié)
2018年，在清理河泊所遺址漢代廢棄河道的灰坑中，考古隊員發(fā)現(xiàn)幾塊泥巴。清理后，一方帶清晰印文的硬塊顯露，“滇國相印”四字逐漸清晰，蔣志龍激動不已，“史書里從沒提過‘滇相’，但這枚封泥一出現(xiàn)，當時漢王朝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細節(jié)就豁然開朗了。”
封泥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書保密工具，類似如今的“鎖屏密碼”。古人傳遞簡牘時，用繩子捆扎，在繩結處裹泥團，以印章按壓，泥塊干燥后便成為防止私拆的“封泥”。
河泊所遺址的封泥能留存2000多年，源于一場“意外”。它們多出土于河道邊緣的灰燼堆積中，這些區(qū)域被推測是文書集中銷毀場所。焚燒時，封泥發(fā)生陶化反應，在火與土的淬煉中得以保存。自“滇國相印”封泥出現(xiàn)后，遺址已出土2000多枚封泥。
這塊“泥巴”為何如此重要？蔣志龍解釋，從漢代建制看，滇相是該地區(qū)最高行政長官，這表明漢王朝在古滇國故地設益州郡時，保留“滇國”“滇王”稱號，還任命“滇相”輔助治理。
更多封泥還在持續(xù)“解密”。“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封泥，涉及西漢益州郡及下轄20個縣，與史書記載“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相互印證；“廣漢太守章”“蜀郡太守章”則像一封封“古代快遞單”，佐證了西南邊疆與周邊郡縣的文書往來。
如果說封泥是文書的“保密鎖”，那簡牘便是被鎖住的“內容”。
漢代水井旁，一枚簡牘正半掩于深褐色的泥地中。工作人員手持細小的竹簽，屏氣凝神，一點一點剝離簡牘周圍的污泥，動作輕柔而謹慎。得益于滇池沿岸的飽水環(huán)境，這些簡牘保存得很好，上面的字跡依舊清晰。很快，這批簡牘殘片將被送往實驗室，接受更專業(yè)的保護與研究。
目前，河泊所遺址出土5萬多枚簡牘，其中約1.5萬枚帶文字。“釋讀是接下來的重要工作。”考古隊員蘇東曉指著一枚寫有“云南”的簡牘興奮地說，“這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早關于云南地名文字記載的簡牘。”
簡牘里藏著的不僅有制度，更有煙火氣。“春時不和，愿強進酒食”的私人書信，讓古人的關懷穿越千年；“季氏旅于”等《論語》殘篇，證明儒家經典已在這里傳播；甚至還有三只小羊的可愛涂鴉，讓遙遠的歷史多了幾分生動。“我們還在繼續(xù)修復釋讀，讓這些散落的‘拼圖’拼出更立體的歷史圖景。”蘇東曉說。
延伸閱讀
實物證據(jù)印證文獻記載
河泊所遺址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qū)河泊所村附近，是石寨山文化（俗稱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區(qū)。遺址總面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qū)約3平方公里，是云南高原目前已知規(guī)模最大、歷史延續(xù)時間較長、文化內涵極為豐富的商周至漢晉時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石寨山古墓群經歷了4次考古發(fā)掘，明確了石寨山古墓群即古滇國最高等級墓地的歷史地位，也為古代文獻中有關滇國歷史的記載提供了堅實的實物證據(jù)。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正式獲國家文物局批準并實施。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3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