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媒體報道稱，“中國每年失蹤兒童不完全統計有20萬人左右，找回的大概只占0.1%。”對此，公安部打拐辦主任回應，“這些數字純屬謠傳。目前兒童失蹤被拐基本都發微博，會有網友立刻轉發給我，看看我的微博，發案很少。”

　　燕趙都市報發表舒圣祥的觀點：僅憑打拐辦主任個人微博上的兒童失蹤案數量多少，來評判“每年有20萬失蹤兒童”的媒體數據準確與否，是不靠譜的。除非打拐辦認為“凡是我不知道的都不存在”，否則，單憑自己知道得少顯然不能否定別人知道得多。如果打拐辦根本不掌握數據，憑什么辟謠？如果已經掌握數據，又為何不予公布？一言以蔽之，打拐辦不能只辟謠不吐真。

　　中國青年報發表曹林的觀點：“專家估算”的普遍、野雞數據的泛濫，見證著政務公開的低質量，當眾多事關公共利益的重要數據，被鎖在保險柜中而缺席于公域時，人們只能去估算。另一種情況是，相關部門對重要數據缺乏統計，拿不出權威的數字，只能由專家去估算。相關部門不要動不動就批評媒體和專家“造謠傳謠”，批評網眾“不明真相”，首先要反思的是，自身有沒有履行政務公開的職責，有沒有把真相告訴公眾。

　　小蔣隨想：歷史學者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一書中反復提到“數目字管理”問題，他認為封建中國的失敗原因，是在技術上不能實現“數目字管理”。這種觀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直至今日，我們的“數目字管理”依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要說三公消費到底有多高一直是筆糊涂賬，就是統計局定期公布的平均工資與房價數據也常常遭遇口水與板磚伺候，地方的經濟增長數據被質疑夸大注水的就更多。在此情況下，每年失蹤兒童的數字稀里糊涂不足為奇。真實的數字統計真的很難嗎？有時候，恐怕是非不能乃不為。

　　延安城管“跺頭門”又是“臨時工執法”？

　　背景：5月31日，延安城管隊員執法時與商戶發生撕扯現象。監控視頻顯示，有城管隊員雙腳跳起猛跺倒地商戶。商戶稱，有城管隊員身上散發著濃濃的酒氣。

　　新京報發表佘宗明的觀點：當地城管局拋出一個輕飄飄的結論：城管雙腳跳起猛跺倒地商戶，是臨聘人員惹的禍。作為“頂缸專業戶”的臨時工，關鍵時刻又登場了。對于“臨時工干的”的提法，公眾早已不感冒。退一步講，即使是臨時工干的，難道就能對商戶施以拳腳，主管部門就能推諉責任？

　　華商報發表曹旭剛的觀點：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將所有的“臟活、累活、苦活”，都“打包”交給城管，所以，也就有意無意地默許城管使用諸如暴力這樣的違法手段，因為他們覺得，法治也罷、柔性執法也罷，都不如暴力來得痛快、來得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此番延安城管的暴行，其實就是中國各地政府，對于城管無限縱容的一個縮影罷了。

　　小蔣隨想：城管執法總是陷入暴力紛爭，并不只是城管素養不佳的問題，更折射出城市管理本身的不成熟。被管理者總覺得自己受欺負，城管隊員又認為總受“夾板氣”，實質是城市管理缺少張弛有度，沒有厘清權利與權力的真正邊界。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改善，暴力執法就免不了你方唱罷我登場。至于有“雷”就讓臨時工去頂，再度印證了編制鐵飯碗的“高人一等”，同時也表明大量勞務派遣行為的不規范。比如，西部一省會城市公安部門正式編制7000人左右，通過勞務派遣使用的人員也有7000多人。眾多“臨時工”揮舞著執法大棒，難道不令人肝顫？（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