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偽改書名、著者以充罕見之書

　　過去的藏書家選擇善本書時，罕見之書是一條重要的標準。書賈利用藏書家以稀為貴、奇貨可居的心理就剜改書名、著者，偽造罕見的書。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吳鵬有刻本。因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傳較廣，倘若以原書真實面貌出現(xiàn)，對藏書家不會有多大吸引力。書賈就將書名剜改為《國史通典》，同時剜去題下杜佑的名銜，加印“南宋禮部尚書錫山郡寶國賢撰”字樣，序文也作刪改，還在書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鈐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書印，以掩飾剜改的痕跡，經(jīng)過這樣的剜改，就成了罕見的奇書樂。元刻明修本《晉書》，書賈動手剜改了書名，稱為《兩晉人物傳》，并偽題“無錫王達撰”。這樣一改，使人感覺書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更容易吸引某些藏書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記》是地理方面的名著，書賈為了制造罕見書的假象，把書名改為《游名山記》。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見假造書名、著作不見各家著錄便認為奇貨可居，故應謹防受騙上當。

　　2、增刪刻書牌記

　　古書中的牌記是考證一書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據(jù)。有這塊牌子無這塊牌子，書的版本價值是很不一樣的。書賈抓住這一點，怎么對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王國維親筆題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語》，刻印精良，書品極好。但書賈硬在書前加了一頁刻書牌記，右上角豎行題稱“陳眉公先生重訂”，中間豎行大字題名《孔子家語》，左下角署“古關楊敬泉梓”。陳眉公即陳繼儒，明萬歷時人。本來是嘉靖時刻的書，卻安上了一塊萬歷時的刻書牌記，目的在于借重陳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書的學術價值，并想利用這塊牌子來說明此書版本的完整性和確切性。二者合一，此書便可以身份大增，書賈從中獲利。清初刻本《詩人玉屑》，書前原有“處順堂藏板”的刻書牌記，且有“重刊元本”字樣。由于書機時作偽，撤去了這塊刻書牌記，竟騙過了墨海樓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進，察覺上了當，卻又反手賣給了別人。這種增換刻書牌記的情況，往往在明清之際所刻的從書中和翻刻本中時常發(fā)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偽方法簡單，只需抽去牌記，略加偽飾即成。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記雖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jù)，但不能輕信，應該多方考證，審慎鑒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或撤換序跋冒充古刻舊刻而從中獲利，在古書版本造偽中亦屬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偽手段時，挖改序跋中緊要之處，更是屢見不鮮。如時彭大翼輯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萬歷二十三年刻本。書賈將書名控改為《書言故事》，同時將題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兩字剜下，偷梁換柱貼在書賈加印的“錫山陳幼學”名字下面，投藏書家所好。為了證明這部書確系無錫陳幼學纂著，書賈還對《山堂肆考》原書序文進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兩處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頁后半頁害蟲去后，杜撰墨"無錫陳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頁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編，總之二面四十卷，名曰《書言故事》”，與剜改書名著者相呼應。因此，凡古書中無序有跋，或序跋與的內(nèi)容自相矛盾時，切不可輕信其中所題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而應當多方考證后，再做決斷。

　　4、染紙造蛀以充古刻舊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曾對染紙和偽造蠹魚蟲蛀痕以作偽有精細的描寫和精彩的議論：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虎紙，簡卷用棰細細敲過，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真兩頭角處。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柜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zhuǎn)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紅色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賦可觀，初非今書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數(shù)人，莫可窺測，收藏家當具真眼辨證。